所以似乎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这种既违背古典共和主义也违背现代民主主义的“社会排斥逻辑”的引进，才使得大恐怖成为一种令人厌恶的制度。这里还须补充一点，那就是这种“嫌疑犯”概念的外延看来是极其广阔的，因为圣茹斯特在1793年10月10日公然宣称，嫌疑犯不仅可以是那些反对大革命的人，而且还可以是任何一个“在共和国中态度消极的”人，这实际上取消了所有人的“消极自由”，而这个做法就既不理性，也非常危险，许多无辜者在大恐怖时期备受磨难甚至死于非命的悲剧，就是由此造成的。尽管被处决者的人数还是有限的，算来不应超过5万人，但估计有50～100万嫌疑犯在狱中饱受过身心摧残，而这个国家当时的总人口也不过2800万。[16]
由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在法国大革命中，不仅国家恐怖主义没有能够有效地清除民众恐怖主义，甚至雅各宾派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本身也都还严重地带有民众恐怖主义的非理性色彩。这也就是说，法国革命的暴力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平民性”的或者说“群众性”的暴力。
历史学家可能还会继续追问：为什么雅各宾派会坚持这种群众性的革命暴力？或者：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中大行其道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民众恐怖主义？当然，这其实都是与法国革命暴力的起源问题直接相关的一些问题，而这个起源问题是所有大革命的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现有的解释大体上可以被归结为两种思路：一种强调情势的因素（主要指抗击内外敌人的战争的危险形势，那据说是由贵族的反革命阴谋造成的），一种强调来自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主要指卢梭的“公意”理论）。很有可能两种思路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解释要素，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革命恐怖主义的社会和思想根源；而若要更好地理解也许还需要通过加上一些相关的政治文化的和（或）心理的要素来把两者整合起来，就像一些历史学家——比如巴茨柯和伊格内——所做的那样。在巴茨柯看来，深为“嫌疑犯恐惧”所困扰的“革命者的政治想象”意义重大[17]，而伊格内则认定解释大恐怖的最好路径是引入“心灵创伤（trauma）”这个概念，这指的是一种以革命者的失望感或“心理的和文化的混乱感”为特征的集体心理状态，其缘由是“革命前的社会变化预示的一种令人乐观的人间美景的令人心痛的轰然崩溃”。[18]
但笔者个人倒宁愿把这个问题放到一种全球性的时代背景中来认识：无论怎样，法国大革命这一段由许多暴力或恐怖事件组成的历史，对后来几乎所有国家的历史演变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对这种影响我们不应无动于衷。而且，如果我们都同意把法国大革命看作全球性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开端，那么就很难否认，大革命的本质，尽管它还没有为革命者本身所清晰地和充分地认识到，基本上可以被归结为一种以民主的方式实现法国政治现代化的努力。此外还应明辨，这种现代民主化绝对需要一个巩固的、统一的而且至少是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作为它的运作平台。换言之，法国革命者当时的实际工作，无非是要把法国重建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即一个不仅是统一的和独立的，而且还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的国家，其中一切法国人都将成为权利平等的自由公民。但结果证明，这个工作实在很困难，至少要比几年前美国革命困难得多，而其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当时的北美没有任何贵族，因而那里的民主革命没有必须同任何贵族反革命作斗争的问题。但法国的事情还有更困难的地方：在革命时代的法国，除了革命与反革命间的激烈对抗（这种对抗将被复辟王朝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概括为一种“阶级斗争”）之外，还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源自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以各种不平等状态为特征的封建传统，并且是随着中央集权程度冠绝全欧的法国绝对君主制的突然垮台而爆发出来的。由于这一切混乱，不仅出现了各种暴行在全社会的大规模泛滥，而且还引发了国家分裂的严重后果——也就是说，多少代法国君主和“第三等级”（主要是市民阶层）为之奋斗了好几个世纪的国家统一，在尚未真正巩固、其实还远未最后完成之际，就又要付诸东流！由此看来，法国大革命还不止是一场第三等级反对贵族压迫争取政治民主的“阶级斗争”，它同时还是一场捍卫和进一步推进国家统一的“民族斗争”；而且，由于这两种斗争的对象都是法国特有的一种极其强大而顽固的贵族势力，尤其是这种贵族势力还同欧洲各国的贵族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利害关联，这样的革命自然不可能是平静温和的，它不能不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充分动员起来，诉诸最富于群众性的、因而也最恐怖和最高效的暴力。法国革命者在一些时候可能会为某些意识形态信条所误导，也可能会出于恐惧而受制于某种“社会排斥的逻辑”，还可能会因其最初理想的受挫而懊恼沮丧，以至于作出种种过激而可悲的暴烈举动，但无论如何，只要“反抗压迫”还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不可转让的人权，只要在法国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可以被认为是一项正义的事业，那么把整个法国大革命说成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错误就显然是有悖于事理的。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实际上也正在由许多专业历史学家做的事情，是把这场大革命看作一个无疑具有历史正当性的事件，甚至公开承认它的种种成功的暴力实践的必要性，但同时也毫不隐讳地指出它的错误并努力找出这些错误的缘由，以便更好地发挥大革命对未来世界历史的正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