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法国大革命”和“暴力”是两个含糊不清的术语，甚至是能把人导向各种误区的两个“陷阱”，[1]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小心，尽量让我们使用的这两个术语保持某种逻辑一贯性。为此我们需要先给它们作出比较清晰的界定。我们这里所说的“法国大革命”，与其说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如说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即使这场革命的最后效果，就像我们仍然承认的那样，是对前现代社会结构的彻底摧毁，是为由资产阶级统治的现代社会清扫地基。至于“暴力”这个词，不管它可能有多少种含义，我们这里只关注它的抽象意义，也就是说，只把它看作一种强制力，或一种武力，其基本属性是“残暴”，而使用它的基本目的则只是为了消灭或震慑敌人。
需要在这里明确的另一点是，在我们讨论法国大革命独特的暴烈性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实际上并不是那种可以发生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一般的暴力，而是一种习惯上被称作“恐怖”或“恐怖主义”的非常特别的法国式革命暴力，这种暴力和在法国大革命中首次出现的“民众动员”现象有密切的关联。我们知道，马克思十分重视这种“民众动员”在法国革命中的意义。他认为法国革命的彻底性特点就是由“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结成了联盟”这一情况所决定的，并认为法国革命中的“恐怖统治”实际上就是那些非资产阶级的民众在为资产阶级作战。他这样说过：“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2]还说：“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怯懦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3]马克思的这些经典论断对于我们可能早就不新鲜了，但从“法国式革命暴力”这个问题的特殊视角来看，我们仍不难从中捕捉到这样一个新鲜的理论信息：即马克思关于“恐怖主义”或“恐怖统治”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历史功能的这种描述，实际上确认了法国式革命暴力的三个重大特征——平民性（或曰“群众性”）[4]、恐怖性和高效性。
然而法国革命中究竟存在不存在某种制度化的“恐怖主义”或“恐怖统治”，史学界至今还是有争议的。如巴黎一大法国革命史教授让-克莱蒙·马丹最近还在争辩说，不仅“‘革命’这个词的含义在大革命十年间一直在变化，不仅‘革命者’这个词也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意思”[5]，而且“正和历史学所肯定的情况相反”，“恐怖统治”也从来就没有真正被提上国民公会和国家生活的议事日程[6]。不过马丹说的这一情况即使是事实，在这里似乎也并不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其实应该是长期以来一直铭刻在每个革命史研究者心目中的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确是西方历史上的一场最激进、最血腥因而也最可怖的革命，而这也正是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那么长久地为学术界所瞩目的主要原因。如哈佛大学法国革命史教授帕特里斯·伊格内最近又在讨论这个问题：“法国的旧制度，像所有国家的旧制度一样，本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法国人，由于他们是法国人，就偏偏用了一种最可怕的方式，亦即恐怖主义的方式，来干掉它。”[7]所以不管这场革命中是否真的存在过一种被称作“恐怖统治”的制度，革命期间的那种社会和政治的气氛终究是紧张得令人窒息的，到处弥漫着一种充满恐惧的集体心态，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杀人是摆脱危局的唯一途径。当马拉阴恻恻地写出“要保障公共安宁，应该砍掉两万七千多颗脑袋才行”[8]这样的语句的时候，他只是道出了当时法国人的这种内心恐惧感，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主义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