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随着学识的增长、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非理性的拒斥情绪便逐渐让位于冷静的科学思考。我开始关注于导致法国大革命种种政治现象的文化机制，我感到从中也许会找到一把认识论的钥匙，它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革命现象，这就很有现实意义。当然，这种研究兴趣的产生，是与我的导师张芝联先生的循循善诱分不开的。先生作为法国革命史国际委员会的理事，为推动我国法国大革命史学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跟踪和借鉴国际史学新潮流，革新我国史学方法论，先生在1978年就开始在国内介绍法国年鉴派史学，我由此第一次接触到了“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这样一些新鲜概念，并由“长时段”因素对历史演进深沉有力的制约功能而感受到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期间，我又有幸从先生请来的两位西方法国革命史学大家的讲学中获得极大的教益。这两位大家，一位便是法国巴黎大学大革命心态史学大师米歇尔·伏维尔先生，他在1984年9月来北京大学介绍了他的法国革命心态史研究；另一位便是美国著名的史坛新秀、当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任教的林·亨特教授，她于1985年9至10月期间来北京大学作了一系列关于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报告。紧接着，张先生又安排我去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在那里，我一边就学于著名法国革命心态史专家布罗尼斯洛·巴茨柯教授（他当时正从事热月反动专题的研究，这与我初步的选题方向恰好吻合）门下，一边抽时间去巴黎广泛涉猎和搜集有关资料，逾时两年，终有所得，于是思归。
回校后，在张先生的指导下，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热月反动与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论文的中心思想是说，在法国大革命上升时期形成的某些政治文化要素带有强烈的过激色彩，并具有顽强的延续力，即使是在热月反动时期，在革命已开始大规模吞噬革命者的时候，这些要素仍在暗中支配着人们——无论是革命派还是反动派——的政治行为方式；实际上，这种“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注定还要长期影响后来法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生活。论文准备虽然比较充分，但由于写作时间有限，不少地方带有“急就章”的痕迹，因而内心里仍感到很不满意。不料想这篇拙文却引起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国著名法国史学者金重远先生的注意。早在1989年春，金先生便告诉我，他已经建议《世界文化丛书》编委会把我的论文列入出版计划，并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修改意见。当时我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一是在原论文的基础上作些修修补补，这样既可以省力，又可以快速出书，但不免有面太窄、题太专的缺陷；二是冲破热月时期的界限，把论述范围扩展到整个大革命时代，尽可能勾画出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全貌，不过这样一来就必须另起炉灶，必须多坐两年冷板凳。显然，我选择的是后一条道路。我的朋友、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坎贝尔博士曾对我的选择很不以为然，一迭声地说“这题目太大”。可我仍觉得题目大有题目大的好处。题目大，论述起来空泛之处是难免的，但它毕竟可以提供一个较全面的背景，甚至可以通过一些疏漏乃至错谬来诱发读者深入探讨的兴趣。自然，题目大也有题目大的难处，个中况味，天知地知。不管怎样，这本小书（其实仍然多是“急就章”）总算熬出来了，现在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得到尽可能多的而且是毫不客气的批评。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除了业师张芝联先生的关怀与支持之外，我还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中国人民大学的程秋原、日内瓦大学的巴茨柯、萨塞克斯大学的坎贝尔、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的徐海亮先生等，曾就我的一些论点同我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探讨，这给了我不少珍贵的启示和教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林·亨特女士、日内瓦大学的左飞先生和留美的张执中同学，曾为我查找并寄送过许多重要资料；复旦大学的金重远先生仔细审阅了全部书稿，并作了大量补正；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张宪章先生为本书的主旨设计提出过一些关键性的意见，并不厌其烦地为我提供了许多技术环节上的帮助。平心而论，没有所有这些中外学者的鼎力相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深深地感激他们。
作者谨识
1991年2月28日于北大29楼202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