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报》第二期“说国民”一文也高度赞扬了美国革命，说那是中国人民必须效仿的榜样。但由于该文同时又把美国革命看作生长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在北美传播的一个结果，所以中国要效仿的原初样板还是法国大革命：
“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何谓自由？曰：粗言之则不受压制，即谓之自由焉耳。压制之道不外二端：一曰君权之压制，一曰外权之压制。脱君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国是也；脱外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美国是也。故凡受君权之压制而不能为法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凡受外国之压制而不能为美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非播国民之种子不可。播之奈何？曰法兰西革命以前，其民之憔悴于虐政者，非犹我今日乎？其全国无一国民，非犹我今日乎？其所以有今日者，何也？盖以法国为国民之田，以十八世纪诸学士为国民之农夫，以自由平等之说为国民之种子。孟德斯鸠苦心焦虑，审慎周详，其播之也出以和平；福禄特尔作为诗歌以动全国，其播之也出以逸乐；路索狂放不羁睥睨一世，其播之也出以激烈。……故今日法国之民，得以食国民之果者，皆数人之功也。且也当时美国之学士，皆自称为法国理学士之弟子，而卒以脱英国之压制，则法国之种子且波及于美洲。”[23]
这段言论其实还清楚地显示出，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区别和内在关联已经有所意识，即认识到美国革命主要是一种争取民族解放的民族革命而法国革命主要是一种推翻君主统治的民主革命，但两者的实质却又是同一的，那就是“追求自由”，即让各自的人民都成为自由的“国民”（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公民”），而这两种“追求自由”的革命之所以能发生，归根结底又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功劳。不难看出，《国民报》这篇文章有关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争取自由的两种不同的斗争的表述，实际上已经含有某种要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区分开来的朦胧意识，而其关于两种革命同质同源的确认，似乎也有力地突显了发生在启蒙故乡的法国革命的本源意义。这至少可以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在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驱那里是毫无疑义的。
《国民报》只出版了四期[24]，但影响巨大：作为中国革命出版物的起源，它对革命的鼓吹，尤其是它对法国革命思想的宣传，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其影响下，中国知识界不仅兴起了一种谈论“革命”的时尚，甚至还兴起了一种对革命故乡——法国的崇拜之风。
崇尚革命的风气弥漫华夏，又似乎特重湖南。这个省份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缘位置，那里的人民似乎在政治上显得特别不安分。由于某些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湖南人不仅受过更好的教育因而对现代世界了解得更为充分，而且更富于战斗性，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表现得更为激进。[25]实际上，谭嗣同和唐才常就来自湖南，中国革命的其他许多政治和军事领袖，像秦力山、毕永年、黄兴、刘道一、宋教仁、杨笃生、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也都是湖南人，尽管他们分属不同的党派。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的湖南人对法国特别怀有一股崇敬之情，而这种“法国崇拜”似乎又主要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暴烈性。如孙中山的追随者杨笃生在他1903年发表的小册子《新湖南》里，曾这样描述和赞美过法国：
“法兰西者，民约论之出生地也，自由权之演武场也，其行也，以暴动而已矣”，“馘独夫民贼之首，以徇于巴黎市，举国之人莫不为之拊髀雀跃，而呼自由万岁也。三逐其君，十四更其宪法，糜肉流血，如沸如羹，有地狱之悲焉，然卒为强国。不如是则法兰西仍为奴隶国，不足以成今日之法兰西也。”[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