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曾提到，20世纪的中国革命曾深受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从一开始，中国革命者就迷上了法国革命的历史，并决心以同样的方式在中国进行一场革命。但这种对法国革命的迷恋究竟缘何而起？事情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除了法国革命以民主制取代君主制的目标之外，中国革命者对这一西方历史事件最欣赏的方面不是别的，恰恰是它的那种嗜血的行为方式。表现出这种态度的最早也最著名的人物是谭嗣同，光绪皇帝的主要改革顾问之一。他实际上是中国革命最早的先知和倡导者，也是中国革命最早的殉道者之一。从法国大革命血淋淋的景象中，他看到的与其说是令人厌恶的恐怖，不如说是发人深省的启示。鉴于晚清的保守势力占有压倒的优势、和平改革根本就行不通这一事实，谭嗣同深信只有一场像法国革命一样暴烈的革命才能救中国。所以他对法国革命的暴力行为有这样的赞誉：“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19]转而环视当时中国的现实，谭嗣同对法国革命的这种“流血”意象不禁更加心驰神往，以至于他在1898年致老师欧阳辩疆的一封信中有如此之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20]
但谭嗣同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是很孤独的。他对中国暴力革命的召唤太超前了，连他的改革派同志们都无法理解，那些人还在盲目地期望和平改良。事实上，在开明的但也只是一介傀儡的年轻皇帝光绪的六位改革顾问中间，谭嗣同是唯一的一个要按法国的方式发动一场革命的人。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谭的正确。旨在让中国通过逐渐接受现代文明以摆脱被西方列强瓜分和殖民地化命运的戊戌变法，主要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加上改革派因缺乏政治经验而犯了一些错误，以及中央政府权力的严重衰降，仅持续了103天就土崩瓦解了。在变法失败之前，谭嗣同甚至还试图与皇帝联手发动一场“宫廷革命”——即一次逮捕慈禧太后的兵变，但他们信任的军队统领袁世凯背叛了他们，结果光绪被软禁，他的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六位改革顾问悉数丢了脑袋，其他许多较下层的改革派官员则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使这个故事变得更为悲壮的一件事是，谭嗣同本来是可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逃走的，但他没有逃，宁愿束手就擒，还大义凛然地说了一通道理：“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1]——流血，还是流血：不过这时谭嗣同关注的，只是要用自己的牺牲来唤起民众，或者说是要用自己的鲜血来激励民众的反清斗志。
谭嗣同的血果然没有白流。中国的革命情绪，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情绪，开始迅速滋长。早在1900年，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就试图以武汉为中心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目的是推翻北京的保守势力和解救皇帝。但这场起义还没来得及正式发动就被扑灭了，唐才常被捕就义。当然，对于和平变法的全部期望也随之被扑灭了：唐才常的许多追随者逃到了日本，并由此开始主张革命，决心用暴力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他们（主要是秦力山、戢元丞和唐才质［唐才常之三弟］等人）为贯彻这一图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01年5月创办了月刊《国民报》，借以向国人宣传法国式的革命。在该刊物的第一期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文字：
“西谚有言：‘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今我中国二十五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