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康有为关于中国革命将召瓜分之祸的恫吓，汪东不以为然，理由是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与法国革命大相径庭，倒和美国革命相类，而且已不存在可以成为清廷盟友的外国专制政体，所以据以往的经验，这种革命是不大会招致遥远的列强前来干涉的，即使列强要来插手，它们之间也会互相钩心斗角，难以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故无须杞人忧天。[16]
如此等等。在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汪东在1907—1908年间又在《民报》连载发表了自己的《法国革命史论》，意在借鉴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来推动中国革命，同时继续驳斥康有为对革命的种种诬词。[17]
汪东和康有为的这场有关法国革命的大辩论，是1905—1907年间革命与改良大论战中的一次重大战役，对革命派最终取得论战的胜利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从学理上对革命的合法性、必要性与可行性作了有力的论证，清除了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种种顾虑，从而使革命在爱国的知识界获得日益广泛的认同。在此期间，同盟会组织迅速扩大，内地各省和海外的支部和分会纷纷建立，并连续发动了几次武装起义，革命已开始被付诸实施。一位改良派人士无可奈何地哀叹：由于“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结果使“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即明知今日中国之时势，宜于立宪而不宜于革命，亦姑模棱于两可之间，而不欲锋芒自见。……夫立宪果为何物，立宪之后而果有何影响，使不立宪而果受何弊害，恐中国虽大，其能理解之者，寥寥无几”。[18]据说梁启超经《民报》批驳之后，只得“隐匿横滨，亦尚未敢入东京一步”。[19]很快《新民丛报》本身都办不下去了，终于在1907年7月关门大吉。改良派舆论由此蒙受了历史性的失败，而一种将支配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历史的革命崇拜心态也随之开始流行起来。
[1] 康有为在此文中声称：“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还特地强调：“法国之地与民，不得中国十分之一，而革命一倡，乱八十年。第一次乱，巴黎城死者百二十九万……”，言外之意是如中国效法法国革命，则不知要死多少人！（参见金重远：“民报和康有为有关法国革命的争论”，见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0～31页）
[2] 参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3] 转引自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第9页。
[4] 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第611页。
[5] 转引自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第9页。
[6] 明夷（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307～308页。
[7] 明夷（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295页。
[8] 明夷（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304页。
[9] 明夷（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305页。
[10] 转引自寄生（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35页。
[11] 1906年11月26日创刊于日本东京，和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中国日报》一起，共同成为刚成立的同盟会的机关报，初定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刊。
[12] 寄生（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35页。
[13] 寄生（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38页。
[14] 寄生（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40～641页。
[15]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42页。
[16]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45～646页。
[17] 参见张芝联：“清末民初政论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议”，见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0～11页。
[18] 参见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见《新民丛报》第92号，第24页，1907年5月出版。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35页。
[19] 参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第517～5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