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这种浸透了革命崇拜的政治舆论的形成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在革命派的侧畔，曾活跃着一股政治能量相当可观的改良派（或立宪派）势力，他们竭力反对在中国实施法国式的革命。两派的政见分歧演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由于革命派最终取得了论战的彻底胜利，因而来自改良派的挑战反而有力地促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崇拜的形成。
具体说来，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冲突是从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开始的。康有为在此文中首次公开提出反对共和革命、主张君主立宪，并通过渲染法国革命的恐怖与流血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和恫吓革命派。[1]而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当即就予以批判，接着又有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予以系统的批驳。1903年10月，康有为命其追随者徐勤在香港发刊《商报》，“大倡保皇扶满主义”，《中国日报》又“对其痛下攻击”，双方就保皇和革命展开激烈论战，而在这个时期相继出版的《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东方报》、《少年报》等也加盟到《中国日报》方面，使革命派迅速取得言论界的优势。[2]革命派在辩论中，同样以法国大革命为参照，认为这种革命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如1904年3月18日《中国日报》有署名“横行”者著文称：“中国今日之政体，非一人专制政体，乃贵族专制之政体也”；贵族王公，自恃高贵，且自用其愚，以保其世袭弗替之富贵，把持庶政，杜绝民权，“苟有倡民权民族主义者，锄而去之，尽情罗织。罗马、希腊之灭亡，法兰西之革命，皆此等政体之所致。故予谓中国民族势力澎涨，若待立宪，必无如愿之一日也”。[3]章太炎在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也指出法兰西式的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推动力：“人类之压动力何？革命是已。……法国之革命，迫动力也，至于今未尝稍静，故不闻有再度之革命”。[4]经过这一番论争，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受到了有力的遏制，革命宣传则日益扩大——1904年4月26日陈撷芬在《中国日报》上著文称：“五六年前，不知维新为何物，革命则耳所未闻。……近年以来，革命之言，几日有所闻”，[5]即为一证。
但改良派经这次失败后，并未偃旗息鼓。1906年，梁启超在其主笔的《新民丛报》上连载发表了康有为（署名明夷）的《法国革命史论》，并为之作跋，以此向革命派展开了又一轮猛烈进攻。
康有为此文旨在借全面否定法国大革命来否定在中国实施革命的主张。他把法国大革命描绘成一场一无是处的恐怖暴乱：
自革命之事起七年，革命之党派无数，不论穷凶极恶之山岳党，平和义热之及伦的党，附和中立之平野党，皆辗转相杀，同归于尽，乱党乱民，无一免者。其始同托名于复王政，其中复君主立宪，其后则革命之中互相屠戮，或同志而以异党相杀，或同党而以异议相诛。于一党之中，又分数党，于小党之内，又分亲疏，异党屠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人人互相猜忌，人人自图保卫，究则无同无异，无亲无疏，不保不卫，一无所得，只有尽上断头台，以为结果而已。其究也，合数十百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士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然则所以大流血残忍无道者，果为何哉！[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