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统一战线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寻找政治盟友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革命事业究竟有多么重要，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洞若观火。《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么怎样才能分清敌友呢？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的毛泽东看来，这只能借助“阶级分析”了——“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经过分析，毛得出的结论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23]看来，阶级分析方法的妙处，主要就在于它能够越过社会中复杂纷纭的个体的层面，通过经济状况（贫富差异及其缘由）的对比，对全部社会成员进行分门别类的群体划分，从而把一个看上去混沌不清、杂乱无章的社会描绘得井井有条，于是革命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社会力量的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区分敌友时也就可以成竹在胸了。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术语（如“半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就是他自己的创造，其所指主要是中国的贫苦农民），但也惟其如此，它更准确地揭示了当时中国各社会群体的实存状态，从而为中共寻找革命盟友的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实际上，毛泽东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自己的政治谋略艺术，同时也为中共后来的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一个科学的基础。
其实，同为“布尔什维克化”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也不是不知道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北伐战争期间，孙中山实施过“容共”（即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蒋介石还进一步提出过“联共”的主张[24]，说明国民党也曾积极寻求过政治盟友。干革命总是人多一些才好，这个道理国民党一样明白。只是很可惜，由于根本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因而也不可能懂得阶级分析对于政治结盟的指导意义，国民党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条能为己所用的统一战线。
由此可见，中共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中共坚持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路线。正是由于始终不渝地贯彻了阶级斗争的理念，中共在革命中才得以像法国革命者那样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它所行使的暴力也才得以像法国革命者行使的暴力一样所向披靡。所以说中共的胜利，某种意义上也是法国式革命暴力的胜利。
[1] 如果从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算起，则中国国民党的生日还可以上溯至1891年11月24日，但从这时直到1919年10月10日这个时期，应该说只是中国国民党最后成形之前的一段“前史”：1905年8月20日，由孙中山倡议，兴中会和1903年11月4日成立的华兴会（会长黄兴）、1904年11月成立的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同盟会，但该组织自袁世凯当政后便陷入分化；1912年8月5日，同盟会和几个小党联合组成国民党，但“二次革命”失败后即又分崩离析；1914年7月孙中山召集部分国民党党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最后于1919年10月10日将之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2] 参见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第58～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