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开展对敌武装斗争方面，中共军队能够从无到有、由弱变强，靠的主要也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知道，大规模民众动员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手段是法国革命者首先创造出来的，而“阶级斗争”又是实现这种动员的必要条件，因为那需要牺牲（至少是部分地牺牲）富人的财产权以保障穷人的生存权。雅各宾派主要就是通过颁布一系列满足穷人要求的土地法令和生活必需品最高限价法令来实施这种动员的。当然，倡导“民族斗争”也是实现这种动员的一个重要途径，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后来的所有民众动员现象其实都离不开这一因素，但最有效、最彻底的民众动员终究还是需要诉诸“阶级斗争”——这应该不难理解，因为唯此才能把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由此可见，在民族民主革命时代相互竞争的各个党派中，只有那些既承认民族斗争又承认阶级斗争的政党，才有可能实施最广泛的民众动员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不言而喻，中共便是这样的政党而国民党不是。人们熟知中共是怎样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这些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政策，来赢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对其战争事业的支持的。其中最突出的例证当是“解放战争”期间的淮海战役。在这场中共以60万兵力全歼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队的战役中，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四省的解放区共出动民工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并筹集粮食9.6亿斤，其中4.3476亿斤运送到了前线。[16]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18军军长杨伯涛也有这样的证言：他在被押往后方途中——
“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路上我们经过一些市集，我从前也打这些地方经过，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时门户紧闭，死寂无人，而这时不仅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还看见一辆辆大车从面前经过，有的车上装载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17]
可见中共在同国民党决战的时候，已经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把广大解放区的农民真正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