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国共会发生矛盾，而且这矛盾还会发展为势不两立的对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共同时还有另一个坚定的政治立场——要搞阶级斗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阶级斗争问题在中共那里比民族斗争问题更为重要[9]，因为那涉及的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必须坚持的最终奋斗目标。这就不能不同国民党的政治理念，乃至同国民党主要社会基础的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尖锐的冲突。
中共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鲜明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朱执信等，都准确无误地传达出了“阶级竞争说”是马克思全部理论的核心要素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并强调这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利器；而毛泽东这位中共革命最主要的领导人则坦言，他在初涉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感到它虽然说得很在理，但离中国的实际太遥远，因而“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10]
至于中国有没有开展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即中国是不是真有“阶级”存在这个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争议极大的问题，中共的早期领袖们的回答也是断然的肯定。如陈独秀就断言：“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也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动穷苦不堪之人”[11]。毛泽东则坚信：“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来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之种种不同的态度。”[12]显然，毛泽东的这种阶级划分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尽管它也在努力地套用着马克思的术语，但马克思十分重视的阶级与生产方式的关联问题却在这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实际上毛只是在简单地根据人们的经济状况来划分阶级，其目的则是为了摸清各类人群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以利实现自己的革命图谋。以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眼光来看，毛的这种“阶级理论”也许有点不伦不类，但它恰恰显示了一种可贵的求实精神，以及一种卓越的理论创新能力，而中共注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传统，也正是由此发端的。总之，依据毛泽东的这套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现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中国固然既没有孙中山所说的那种近代西方社会的“大贫大富”，也没有马克思所谈到的那些西方阶级矛盾的经典形态（像奴隶主与奴隶、封建主与农奴、资本家与工人之类），但这种表面上的差异终究掩盖不了当今人类社会阶级存在的普遍性。有人群就有贫富贵贱的差异，而差异就是矛盾，就会引起对立和斗争，所以即使中国社会真的像孙中山说得那样只有“大贫小贫”的差异，那“大贫”与“小贫”之间也实际存在着阶级斗争。
由于马列主义一般都强调阶级矛盾不可调和、阶级斗争具有你死我活的对抗性质，故而毛泽东的这种带有中国农民式的素朴特点的阶级论，极容易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黑暗局面，事实上它也的确构成了后来中共的许多极左冒进行为的思想源头，从而严重损害过中共的事业。只是从另一方面，人们又必须承认，若没有毛的这个阶级论，中共在1949年的胜利将根本无从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