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但是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今试设一问，社会革命尚须用武力乎？兄弟敢断然答曰：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中国原是个穷国，自经此次革命，更成民穷财尽，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国之资本家，更是没有。所以行社会革命是不觉痛楚的，但因此时害犹未见，便将社会革命搁置，是不可的。”[5]
——孙中山这里说的“社会革命”，指的是他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主张的贯彻，其手段也就是他一贯鼓吹的“平均地权”（所谓“耕者有其田”）。总之在中山先生看来，在中国革命中仅贯彻“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是不够的，还必须不失时机地贯彻“民生主义”，即通过“平均地权”来防止中国出现欧美那样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而在尚无阶级分化的情况下实行“平均地权”，自然也就无须搞什么阶级斗争。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革命”完全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完成。
孙中山之后主导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蒋介石，虽然似一度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和孙中山有明显分歧，但这种分歧毕竟只有外表的性质。[6]如果说蒋与孙的观点真有什么分歧的话，那也只是孙完全不承认中国有阶级分化，而蒋则承认中国刚刚有了一点阶级分化而已，至于在这时的中国能不能搞阶级斗争，蒋与孙的看法则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蒋在1929年的一次讲演中就这样宣称：
“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什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阶级的区别，不应该以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这是从中国的社会状况，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放农工说，中国都不能采取阶级斗争。”[7]
很显然，孙、蒋反对在中国实施阶级斗争，根据的是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前提：阶级分化只是“近代产业发达”的后果，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既不存在或不明显存在阶级分野，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只能是人为的虚构。毋庸赘言，纯然是由孙中山独创的这种“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国民党政治文化，不仅截然对立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为国民党自己所推崇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
对比之下，中共的政治文化和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就要贴近得多了。
尽管在共产国际时期（1919-1943），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共曾高喊过“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其实际含义是忠于斯大林苏联）的口号，但人们熟知，在实际行动上中共却从未真正成为苏联的仆从，无论在斯大林时代还是后斯大林时代[8]。应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基本奋斗目标的。尤其是思想意识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本人，尽管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始终是一个极富于民族自尊心的民族主义者，他领导的革命首先是一种争取民族解放或独立的斗争。所以，在坚守民族斗争立场这一点上，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无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