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毛泽东后来明确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见毛泽东：“呼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载《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第一版）
[10] 参见王也扬：“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第5页。
[11] 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450页。
[12] 转引自姜义华：“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载《史林》，2007年第1期，第7页。
[13] 参见徐庆全：“‘统一战线’成就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0月25日（TM01）评论周刊封面。
[14] 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3～64页。王奇生的研究表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强调集权和纪律。例如，1924年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党章基本上是照抄俄共1919年的党章，而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章却比1919年俄共党章规定得更细密、更严厉。俄共党章内有关“纪律”的条文列有4条，而中共党章中有关“纪律”的条文列有9条。而且中共在党章之外，还通过了一个组织章程决议案，内中强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并在党章之外规定了7项组织纪律的原则，如“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在国民党的党务法规中从未见有类似的严格规定，尽管国民党改组后也强调集权和纪律，但与中共相比仍逊色不少。——由此看来，由于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国民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充其量只是对俄共组织原则的一种形式上的模仿；而中共之所以比俄共更重视纪律问题，则可能与中国革命中有组织讲纪律的工人阶级人数更少有关。
[15] 参见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以及许福明：《中国国民党的改造（一九五○～一九五二）——兼论其对“中华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第46页。
[16]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淮海战役》，第三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359页。
[17] 转引自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6页。
[18] 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1189页。
[19] 参见粟裕：《粟裕回忆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第二十章“粟裕谈淮海战役”（5），引自梦远书城，/zj/zgxd/syzz/。
[20] 参见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陈毅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236～258页。
[21] 刘广志：《淮海战役》，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0～91页。并参见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第18章“化敌为友”（第270～286页）。
[22] 参见高戈里：“起义投诚百万‘国军’的归宿”，载《文史精华》，2002年第4期。
[23]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3～9页。
[24] 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