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竞争是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最伟大的一出历史活剧。这两个政党，本是一对亲兄弟：中国国民党是“兄”，成立于1919年10月10日[1]；中国共产党是“弟”，成立于1921年7月。尽管出生有先后，成分和意识形态也有很大差异，但两党无疑都是以“救国”为奋斗目标的，而且都曾深受列宁时代苏联政治文化的影响，既奉行共同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组织原则，也都坚定不移地遵循暴力革命的政治路线。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共性，两党在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中曾经有过两度合作，为赢得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许多共同的努力。然而，主要是由于土地政策和建国方略上的尖锐对立，国共关系的主导面终究还是对抗，而这种对抗实际上也就是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同时我们也知道，权力的争夺，在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尚未养成的社会条件下，通常都只能是一种你死我活的血腥格斗，鲜有妥协调和的余地。于是国共之间的矛盾便造成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悖论：本来两党孜孜以求的都是“救国”，然而它们的实际作为却似乎适得其反，是在“祸国”——因为它们之间的殊死对抗只能造成国家的分裂割据，而在这种内战状态下，人民不仅无法享受现代国家自由公民有尊严的政治生活，即使最基本的生命财产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
那么怎么办？让两党深明大义，放弃对抗而精诚合作？人们曾为此努力过，结果证明这根本不可能。让其中一个党自动投降，向另一个党俯首称臣或干脆自行解散、放弃存在的权利？长期居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当然不会这样做，它倒是很想让中共这样做，结果证明那不啻痴人说梦，共产党若不是宁折不弯那也不叫共产党了。于是情势就十分明朗了：摆在中国面前的事实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两党通过武装斗争一决雌雄，继续按“成王败寇”的传统规则来淘选新中国的政治领导核心。尽管由此产生的必然是某种实质上的“一党专政”，这和现代政治民主化的革命目标相距甚远，但是没办法，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即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只能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去实现。也许用这种方式来完成革命的第一步任务会带来一些严重的后遗症，它将为革命的第二步任务即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从而最后完成中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预设下不少障碍，但既然民族国家是政治民主化不可或缺的基础，那么为夯实这个基础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应该是值得的。事实上不管革命的第二步任务有多难，那也总归比让整个民族在没完没了的内战中受煎熬好得多。而且，尽管这个第二步可能会很难走，但还是有希望实现的，因为国共两党毕竟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造反者，他们多少都已经接受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对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现代价值都有了基本的认同，同时还受到时代潮流、国际舆论的深刻制约和影响，所以不论哪个党在竞争中获胜，他们自觉不自觉、或主动或被动地，都会向民主化这个革命的最终目标蹒跚前行。
总之，中华民族新生的希望似乎只能到内战的连天烽火中去寻觅。而历史终于在1949年做出抉择：由中共来主导整个民族的命运。从此史学界便有了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为什么是年轻且长期处于弱势的中共，而不是资格更老、实力更强的国民党，能够在这场世纪竞争中胜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多从道义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认为中共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它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愿望，“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它行为失范、贪污腐败、祸国殃民，“多行不义必自毙”。这种解释当然不无道理，因为它基本上是合乎事实的。实际上蒋介石本人对于这种看法，在痛定思痛之后，也是颇有同感的[2]。而笔者在这里想提出的一个新的命题则是：中共能够打败国民党，那是因为中共实施的是一种原汁原味的法国式革命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