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本是极普通的社会心理现象，只要有人群存在就有可能发生谣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然而谣言的蜂起，却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社会行将发生或已经发生重大变故、天下行将大乱或已经大乱。值此之际，人们在忐忑不安、惊恐万状之余，往往易于以讹传讹地解释变乱的原因，叙述事变的情状，或揣测未来的命运。第二，社会缺乏高效率的大众宣传媒介，或者说虽有这种宣传媒介，但它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信赖，人们主要地只能依靠“交谈”来口头传递“小道消息”，而“交谈”的固有特性就是易于歪曲消息，一个消息经过一传十、十传百，往往会被篡改得面目全非。
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无疑充分具备这两个条件。我们知道，早在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就对行将到来的革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危机预感，而随着大革命的爆发和革命进程的演进，他们的危机意识还将变得愈益强烈。另外，革命时代法国绝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即使有报纸也不会读，其中有五六百万人甚至连法语都不会说，消息的传播完全依赖传统的口头渠道。
可是，仅仅指出产生谣言的这两个必要条件，还不足以解释法国革命中谣言现象的特殊性。因为很简单，这两种情况的存在并非法国革命的特点。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同样也经历着历史性的巨变，同样也缺乏近代化的消息传播媒介，然而在这两场革命中，谣言的地位显然均远不如在法国革命中那样突出。看来，法国革命谣言现象的起源一定还有自己的特点。
在缺乏近代化的大众宣传媒介方面，要找出革命时代的法国和革命时代的英、美两国之间的差异显然是不容易的。而在关于社会变故的危机感方面，则只要稍加比较，差异便一目了然了：原来，法国革命中谣言现象之所以格外突出，乃是由于革命时代法国人的危机感远比革命时代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强烈的缘故。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自然又是同法国革命那种独特的、翻天覆地的激进性或彻底性分不开的。
我们已经知道，构成法国革命者危机意识中心点的，是一种对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无法摆脱的忧虑，这种忧虑心情，是人们在革命时代的英国和北美殖民地所感受不到的。也正是这种长期萦绕在人们心头的“阴谋忧虑”，才使革命法国的危机感显出特殊强烈的色彩。
在当时革命者的言论中，我们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阴谋忧虑”的印记。比如，迫于暗藏敌人的威胁，人们对“揭穿假面具”之类的话题总是极感兴趣。这种言论不仅每日都会出现在马拉、埃贝尔等激进报人的笔端，而且自大革命一开始就经常挂在所有革命者的嘴上。早在1789年7月，就有人专门创办了一份叫做“国民揭发者”的报纸。到1793年，几乎所有的革命演说都要说上一段关于谨防“阴谋”的套话。久而久之，人们对“阴谋”、“揭发”等词汇的运用简直达到了滥用的程度。如1794年年初的一张文理不通的匿名文便这样告称：
无套裤汉是敲响警钟的时候了……当心，是时候了，内战正准备停当，你们是所有那些在想象中统治共和国的恶棍的玩物。他们都是阴谋家，巴黎所有商人都是，我揭发他们。我说的那两句话都是纯粹的实话，那些就要念这些话的人中有几个要说我是个阴谋家，因为我说了实话。[2]
果然，这份文告很快便被人们当作“埃贝尔分子”的宣传品告发到警察局。
在孚雷看来，这种对于“阴谋”的无法摆脱的忧虑，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在法国革命者的全部言论之中。[3]而大革命时代甚嚣尘上的种种谣言，也正是以关于各种“阴谋”的传闻为基本内容。谣言的泛滥，显然与法国革命者对“阴谋”的极端忧虑和警惕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