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服装的革命化。在法国大革命中，由于人民大众的政治参与，语言和服装也日益被赋予不容忽视的象征意义。就语言而言，它在大革命时代是一个极富有权威性的东西——按林·亨特的说法，国王的“神赐领袖魅力”这个法国社会传统的神圣中心在革命中事实上转到了“语言”方面；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当时国王的权威在一天天走向崩溃，而新生的民族又一直（也许直至波拿巴上台）不能容忍某一个人，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构（如议会），或一份合适的文件（如宪法），来取代国王的位置。大革命时代政治权威的动**不稳、频繁更换，只能说明当时实际上是“语言”（或代表民族说话即操纵舆论的能力）这个社会因素在随心所欲地摆布着一切。[10]
既然“语言”的这种权威性表现在政治家必须操纵舆论来支配群众，既然语言的权威只有通过人民大众的力量才能得到实现，那么，说出的话能否让平民百姓明白并喜爱，对于政治家们来说，便至关重要了。而人民大众极其重视象征符号的天性，又使“每句话”在他们看来“都具有象征意义”（索布尔语），这就注定了大革命时期革命派语言的大众性。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保尔·拉法格在他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一书中曾这样指出：
革命召唤了一个新的阶级参与政治生活并且同时创造了这种政治生活：直到那时为止在国王的内阁中秘密处理的国家事务，将要在报纸上和议会会场上公开讨论。舆论变成了一种力量，必须和它商量，并倚重它的协助，借以支持政府。这种新的政治条件要求一种同样新的语言，嗣后这种语言又从政治界转入纯粹是文学的领域之内。[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