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方式、社会风气的革命化，看起来好像与革命的宗教化没什么关系，实际上这一进程始终是与基督教的衰落和革命崇拜的兴起密切相连、相伴而行的，而且也同样反映了人民大众极其重视象征符号的特性，同样带有大众文化与人民性的鲜明特色。试从如下诸方面来看：
地名人名的革命化。出于消除封建遗迹和建立教化新人的环境的考虑，法国革命者很早就注意到了更改地名的必要性。1790年制宪议会曾颁布法令称：“被前领主以其家族的名字命名的村庄、城镇和教区可以恢复原名。”1792年8月10日以后，法国人又自发地掀起第二次改地名运动，所有带有历代国王和贵族姓名的市镇都换上了反映该地地理特点的名称。如诺让-勒-鲁瓦（国王）被改为诺让-上马恩。地名中的“伯爵”或“子爵”也为“共和国”或“人民”所取代，如旺代的冯特内-勒-孔特（伯爵）被改为冯特内-勒-波卜勒（人民）。
但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大规模改地名运动，却是在1793年夏秋时分，随着人民大众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涨和非基督教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而发生的。各民众社团和无套裤汉革命委员会在这里发挥着引人注目的促进作用。为数3000以上的市镇在未经中央政府任何强制的情况下改变了名称，而大部分新地名都带有明显的革命意味：如凡尔赛被改为“自由摇篮”，沙多-梯也里被改为“马恩河畔的平等”，等等。有些市镇仍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名称，但加之以“人民”一词以强调人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许多市镇则通过在自己的名称中加入“山岳”的字眼以表示对山岳派的拥护。深受人民大众崇敬爱戴的自由先烈——革命崇拜的“圣人”们也成为新地名的重要来源。此外，还出现了许多诸如长矛-沙波、自由-小红帽、阿恩-无套裤汉、无套裤汉郊区、芒什无套裤汉、无套裤汉港、卡马尼奥拉之类的新地名，极鲜明地反映着无套裤汉运动对地方生活的重大影响。不曾改名的市镇（其在数量上仍占绝大多数，约有37000个）也以同样的方式修改了许多街区、街道的名称。
与此同时，法国人的姓名也在革命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活动分子、将军、革命军战士和“红色神甫”通过法律认可的民事命名礼给自己另取了带革命意味的新名，而且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种新名不得再行更改，违者将判罚。新名一般都是各种共和主义美德的名称或自由先烈的名字。另外还有不少成年人给自己取了革命的别名，如格拉古·巴贝夫。[8]
不过，在人名革命化方面较之成年人改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还是新生儿被赋予新的“革命的名字”。千百年来，法国的父母亲都是机械地把祖父母所使用的基督教圣人的名字传给子女。是大革命第一次打破了这一古老的习俗，使得布鲁图斯、马拉、勒佩勒蒂埃、自由、平等、山岳等带革命崇拜性质的名字变得像让、皮埃尔、玛丽之类一样流行。这种姓名的革命变革似乎也同人民大众政治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直到1793年9月，取革命名字的新生儿在数量上一直是有限的，一般不超过总数的3％。然而在共和二年，随着非基督教化运动的蓬勃展开和民众社团政治作用的加强，这个百分比在无套裤汉的政治参与比较积极的各地区骤然上升，最高的高达60％，最低的也达到了25％。而在那些强烈反对非基督教化运动、民众社团的影响比较薄弱的地区，这个百分比则低于20％。从给新生儿取革命名的家长的社会成分来看，也同样能够感受到下层人民对这种做法的特殊兴趣：在科尔贝依地区，这些家长的1／3是农业工人（日工、泥瓦工或挖土工）；而在凡尔赛地区则大都是鞋匠、锁匠、小商贩和自由职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