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哀耶斯是从反对“贵族政治”的立场出发抨击集团利益的。他认为特权等级是集团利益最坏的形式，特权者“或因他声言不完全服从普通法，或因他声言享有特殊权利”，本身就是对共同权利的背离或对公共利益的叛逆，故而“特权阶级是有害的，不仅因其集团精神，而且因其存在本身”[5]。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任何主张“集团”或“团体”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理论都被舆论主流斥为贵族的谬说。如孟德斯鸠就因宣传介于君主和人民之间的一些“中间团体”（corpsintermédiaires）可以保障自由、抑制专制，而在大革命前夕招致许多进步小册子作者的严厉驳斥。据说，西哀耶斯在谈到孟德斯鸠时，总要嘲讽地在他的名字前冠以“贵族”的头衔。就连政治态度相当保守、后来成为国民议会王政派议员的穆尼埃，也认为孟德斯鸠关于“中间团体”的观点纯属一派胡言；在他看来，“中间团体”不但不能抑制专制制度，恰恰相反，它们还会在一定条件下同国王勾结起来，帮助国王奴役全民族。穆尼埃的结论是：孟德斯鸠从未忘记他本人就是一个贵族和高等法院法官，他的《论法的精神》是一部对自由事业有害的书。[6]1788年至1789年间出版的许多小册子，证明了孟德斯鸠在大革命前夕对政论界的影响的严重下降，而这一情况至少在部分上是由他那崇尚集团精神的贵族理论造成的。
尽管西哀耶斯或穆尼埃等政论家对“集团利益”或“中间团体”的否定似乎还并不是对“党派政治”的直接抨击，但只要对“集团利益”或“中间团体”的危害性稍作进一步的分析，就将不可避免地得出否定“党派政治”的结论。显而易见，任何小集团或所谓中间团体都只是由部分人而且往往是少数人组成的，这种“结党行为”本身就说明这些人具有不同于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特殊利益，也正是这种特殊利益决定了他们所结成的党派的封闭性，即是说他们必然会关起门来密谋策划，从事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以期顺利地实现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如果人人都拉帮结派，如果一个社会不再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人而是由一个个相互封闭的利益集团或党派组成的，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透明性”可言？公共利益还有什么安身立命之地？如此社会，必然是一个充斥着党派纷争、尔虞我诈，横行着垄断与特权、阴谋与腐败的世界。
所以，革命时代的法国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平时的政治实践中，都普遍表现出一种异常强烈的“反党派政治”的倾向。西哀耶斯在他的《第三等级是什么？》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党派政治，但是他对“集团利益”的猛烈抨击，以及他关于“个别意志是构成普遍意志的唯一成分”、“人民的立法机构只能负责保证普遍利益”的种种言论，却已在实际上否定了党派政治的合法地位。而孔多塞则早在大革命前夕，就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阐明了政党制度的危害性。他以英国为例，指出这种制度为贿买大开方便之门，助长了腐败和垄断特权，因而破坏了自由。在国民议会时期，穆尼埃提出的暗含着两党制的美国式二院制主张曾遭到绝大多数议员的无情否决，米拉波的“立宪党”计划也是知音难觅空悲切。到了大革命最激进的年头，人们更是把“打倒乱党”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共和二年风月23日（1793年3月13日），圣茹斯特在《关于外国人乱党的报告》中宣布：“所有党派都是罪恶的，因为它游离于人民和民众社团之外并和政府闹独立。所有乱党都是罪恶的，因为它企图分裂公民。”[7]国民公会议员沙博也宣称：“只存在一个政党，即阴谋家党，其余的便都是民众党。”也只有在法国大革命中，我们才能领略到这样一种奇特的景象：尽管在大革命过程中实际存在着（这当然也是势在难免）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但却没有一个派别承认自己是一个派别，更遑论真正有过一套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所应当具备的纪律和组织机构；尽管革命中始终充斥着党派倾轧或一“党”专政，然而所有这一切又无一不是假“反党派政治”或“加强革命团结”之名而行。
不准搞党派政治，意味着政治活动必须高度透明，或者说必须完全向公众开放。一切政治讨论都必须公开进行，一切政治观点都必须在大庭广众前曝光。议会的合法性有赖于挤满群众的旁听席的存在。任何沙龙、行会或私人团体都必须立即解散。政治倾向最为激进的巴黎无套裤汉在贯彻“公开性”原则方面也比任何其他社会阶层都来得彻底：在巴黎各区民众政治俱乐部的会场上，甚至有专职的“检察员”来回巡查，目的是制止一切交头接耳的“私下交谈”；巴黎无套裤汉还对无记名投票的秘密选举方式极为反感，他们无视有关法律规定，积极倡导过唱名表决、鼓掌表决乃至全场起立表决等公开化的选举方式。
那么，究竟是什么缘故，促使法国革命者如此强调政治的“透明度”或“公开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