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透明性意识，尽管不曾得到理论上的阐明，却在实践上深刻地支配着大革命时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一个很显见的例证，便是由埃贝尔《杜歇老爹报》所表现出来的对“政客”的不信任或蔑视态度。1791年9月1日，《杜歇老爹报》就行将举行的立法议会选举向它的读者提出了这样的忠告：“公民们，如果你们不希望被别人出卖，就请谨防上表面现象的当。不要相信花言巧语……不要被漂亮的谎言所迷惑。……要是你们认识某一位不爱出风头、没有野心的公民，那么就选他好了，准保没错。”一个在政治上有才干有抱负的人为竞选议员而奔走呼号，会被怀疑为心怀鬼胎、妖言惑众，而一个并不积极从事竞选活动的默默无闻者却被认为是议员的当然人选，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使政治家职业失去了合法性，同时也否定了对大众情感的职业操纵法——因为政治家往往会出于某种目的而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而情感的有专业技巧的操纵则无疑会妨碍人们对政治问题的独立思考，从而妨碍人们自己真实的情感和态度的表达，并且会在公民中形成各种极不正常的“派别”，总之会破坏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透明度”。正是循着这种思维方式，埃贝尔笔下的“杜歇老爹”一向是快人快语，从来不巧言令色，或大喜，或狂怒，总以最简单、最明确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情绪，一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豪放模样。
然而大革命毕竟需要政治家，需要巧舌如簧、能言善辩之士。革命议会的议员很多仍然是靠他们那出类拔萃的口才获得选票的。但是，大革命时代的社会透明性意识却并没有因此而沦为一种虚妄，或一种不起实际作用的幻想。实际上，即使在政治家群体中，这种社会透明性意识往往仍然能够通过人们的一言一行顽强地表现出来。比如，观点比较激进的议员大都特别注重情绪的真实性，讲究的是作演说时要把话直接说到听众的心里，通过打动听众的心灵来激发他们内心中最真实的情感。罗伯斯庇尔甚至认为，善于运用这种“心灵雄辩术”，是一个人民代表最起码的资格之一。这种演说风格或技巧尤其盛行于国民公会之中，当时人们的演说里经常出现“frémir”（微颤、战栗、发抖）这一能令人情绪激动的字眼就是一个例证。显然，这种力求让人们**出自己真实情怀的演说风格，反映的仍然是一种对社会透明性的执着追求。
而且，尽管政治家的存在得到了容忍，对社会透明性的追求却使革命时代的法国人怎么也不能容忍划分成党派的政治家的存在。在法国革命者看来，任何党派都是某种集团利益的体现，而任何集团利益又都是部分个人利益的有害的集结，是一种扩大了的“私”字，其危害性要比个别的个人利益大得多。西哀耶斯就在他的《第三等级是什么？》这本小册子里指出：人心中有三种利益，即公共利益、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均处于公共利益的对立面，但个人利益由于其各不相同，结果都不能对公共利益产生什么影响，而那种“使一个公民仅与若干他人相一致的”集团利益则不同，由于它能“促进人们共同商议，结成联盟，由此策划出危害共同体的计谋”，因而是一种对社会最危险的利益；由这种利益联合起来的人们，会成为公众最可怕的敌人。[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