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贵族阴谋”的传闻也激动了法国的广大乡村，成为在1789年7至8月席卷全国的“大恐慌”的重要导因。尽管不识字的农民没有给后世留下什么能表明他们心态的文字材料，但许许多多和农民最接近的乡村教堂神甫却用他们的笔透露了不少情况，说明有关“贵族阴谋”的流言蜚语的确曾传播到农村并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当时，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取得农民的支持，也曾对农村做过大量宣传鼓动工作。而广大农民一般也能予以积极的响应。如布尔市在7月18日向各地方教区发出的派丁参加城市民兵的呼吁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塞纳河畔的巴尔大法官辖区，选举人组成的常设委员会决定在每个村庄组建一支民兵，并迅速得到了落实。7月19日，多菲内省的爱国派临时委员会号召该省城乡平民拿起武器，结果很快就在全省普遍建立起民兵武装。其实，农民本身也不乏革命的主动性，高度的警惕往往能使他们表现出异常强烈的自卫本能和惩戒决心。7月24日，卡尔瓦多斯省的农民逮住了逃亡中的库瓦涅公爵；7月26日，流窜到维勒诺克斯的巴黎卫戍司令伯桑瓦尔男爵也被农民抓获。许多类似的故事可以反映农民对可疑分子的警觉。如当时正在法国考察的英国农学家亚瑟·扬就曾被农民抓住过四次。其中有一次人们曾命令他戴上三色徽，并告诉他这是第三等级的规定，不是领主者就应服从。亚瑟·扬出于好奇，问道：“假如我是个领主，那又会怎么样？”“怎么样？”农民的回答毫不客气，“那当然会把你吊死喽，活该你倒楣！”尽管农民当时并不曾吊死过嫌疑犯，但一种仇恨领主的强烈情绪，在这里却绝非虚构。
如果说城市平民的惩戒决心主要表现为拿起武器推动和支持资产阶级的“市政革命”的话，那么，农民惩戒决心的主要表现便是反对封建领主的土地暴动。法国农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块土地。各种古老的封建权力，如领地附加捐、领主年金、土地转让税等，不仅是对农民极其沉重的经济盘剥，而且在法律上严重限制了农民对自己小块地的占有欲，令他们恨之入骨。三级会议的召开使农民模糊地感到了解决他们土地问题的可能，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贵族在搞阴谋，企图使他们的土地渴望化为泡影。关于盗匪在为贵族服务的谣传又进一步加深了农民对这种贵族阴谋的担心。7月28日，针对到处有人在破坏麦收的消息，一位来自普罗旺斯的议员写道：“没人知道这种可耻的割倒未成熟庄稼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人民只能认为这是垂死的贵族阶级策划的一个阴谋。贵族和僧侣在首都受到了猛烈攻击，于是他们就想通过破坏麦收，通过把首都陷入饥饿来施以报复。……无论如何，这种破坏行为已被视为内阁和贵族的阴谋。”在7月14日之后，还有一个谣言在广为流传，说的是由于各市镇当局都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盗匪们现在都跑到乡下来了。这个谣言极大地强化了当时法国农村的恐慌气氛。正是这些被夸大的贵族阴谋和想象中的盗匪活动，在给农民带来恐惧的同时，也激起了他们的万丈怒火。为了不让贵族阴谋得逞，为了保证自己的土地梦想这次能够成为现实，他们感到还是先下手为强，应该在盗匪赶到之前采取行动，向封建制度发起直接进攻！于是，各地农民开始手执武器，闯入城堡，夺取记载封建权利的契约文书并付之一炬；如遇有顽抗的领主，他们就烧毁他的城堡，甚至把他本人绞死。这就是被称作“大恐慌”的1789年7至8月间法国农民自发起来夺取土地的斗争。尽管这一斗争往往引起了作为地产主的城市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但这种镇压并没有改变斗争的结局：“大恐慌”之后，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许许多多法国农民终于成了自己耕种的土地的实际主人。
由“贵族阴谋”的传闻激起的法国公众的这种抗争情绪往往非同寻常地强烈，以致透出一种令人生畏的杀人欲。1789年7月18日的《南特通讯》上刊登了一封巴黎商人的来信（写于7月15日），信中称：“我们要取20个脑袋，而且我们就要把它们取来了。”该刊物的第23期上又登出了另一封来信，说是已有一百多个坏蛋被愤怒的人民杀掉了，“有些被吊死在路灯柱上，其他的就在他们自家的台阶上被砍去了脑袋，他们的尸体被拖上了大街，被撕成了碎块，被抛进了河里或垃圾堆中”。在瓦尔罗梅地区也流传着这样的消息：第三等级的人们在7月14日杀死了许多贵族，巴黎和凡尔赛的街道和广场上到处都是人头。这些消息显然也都是严重夸大事实的谣传，但民众心中的仇杀冲动毕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且，无风不起浪，当时的确有不少人死在起义者手中。如巴士底狱守军司令德洛内，巴黎商会会长弗莱塞尔，巴黎总督贝蒂埃及其岳父——财政总监富隆等，就是在7月间被民众处死在沙滩广场上的。其中，曾说过“人民没面包，可以吃草料”的富隆尤为人民所痛恨，受到了最无情的惩处：人们在他下颏挂上一串荨麻，嘴里塞满青草，胸前还系着一捆草料；人们先是在路灯柱上把他吊死，然后再砍下他的脑袋，并血淋淋地送到后死一步的贝蒂埃面前，令他亲吻。最后，又把他们的尸体扒光了衣服拖到街上示众。所有被砍下的脑袋，都被高高地挑在矛尖上游行。不仅百姓充满了这种仇杀的狂热，就连那些平时温文尔雅的资产阶级精英人物，这时也显得异乎寻常地杀气腾腾。如巴纳夫在富隆和贝蒂埃被杀之后，就曾在议会上说过这样一句名言：“难道他们的血就那么纯洁吗？”罗兰夫人也曾在一封致议员博斯克的信中咬牙切齿地写道：“如果国民议会不把两个臭名昭著的家伙送上法庭，或者说，如果我们爱国的德希乌斯们不砍掉两颗脑袋，那你们就全都疯了。”[6]由此看来，当时的法国人，无论是胼手胝足的劳苦大众，还是平素文质彬彬的资产阶级政客，都陷在了一种近乎狂乱的精神状态之中，都倾向于认为只有诉诸群体暴力，诉诸最极端的肉体消灭，才是粉碎“贵族阴谋”的有效途径。
这种夸张的抗争情绪，很大程度上源自关于“贵族阴谋”的夸张的谣传，而由这种抗争情绪所激发的群体暴力行为，无疑又会加强社会的紧张气氛，从而加强人们的危机意识，其结果，自然又为新的、更富有想象力的、更夸张的谣言的产生和流传准备了土壤和条件。循环，似乎永远也没个头。更何况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也的确有真正的“贵族阴谋”在层出不穷。人们对“贵族阴谋”的恐惧还将随着对外战争的爆发，随着国内各地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随着内忧外患形势的日益严峻，而持续地得到强化。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谣言的产生都将不足为奇，而谣言在人们心中所煽起的抗争情绪，或者说自卫本能和惩戒决心，也将更其强烈、更其偏激，由此导致的群体暴力则更加骇人听闻，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1792年的9月屠杀。而1793年开始的恐怖统治，实质上不过是无政府状态的群体暴力的组织化、程序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