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阴谋忧虑”使人们成天提心吊胆，也促成了人们想象力的超常发挥，各种谣言于是不胫而走，而谣言的广为流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后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了人们对“阴谋”的忧虑。
这就意味着，在革命时代法国这样独特的环境中，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有可能在转瞬间造成一场巨大的社会恐慌。勒费弗尔在他的《1789年的大恐慌》（1932）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颇为典型地反映了当时谣言产生和流传的一般情况。
据说，1789年7月4日上午8时左右，在诺曼底的比尔西市和维尔市之间的大道上，一个下地干活的老太婆发现路边有两个男人，模样有些古怪：一个躺在地上，愁眉苦脸，憔悴不堪；另一个则在那里踱来踱去，面露绝望。走过两人身边后不久，老太婆碰到了一个正骑着马在路上闲逛的地方长官的儿子。老太婆便把她所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说那两人看上去挺像土匪，好不可怕。那少爷听得此言，毛发尽竖，当即飞身策马，旋风也似地直奔维尔方向而去，一路上高呼不止：“强盗来了！”消息就这样迅速传扬开去，而且越传越邪乎：“强盗”的人数在比尔西还是两个，传到普勒斯勒就变成了10个，传到瓦西便增到了300，及至维尔时又翻成了600，最后在圣罗、百由和卡恩，人们竟纷纷传言有3000盗贼啸聚山林，并在维尔一带拦路抢劫、杀人放火，吓得各市市长坐立不安，到处告急求援。坦什布雷市市长在致冬弗隆市市长的信中写道：“坦什布雷市国民自卫军仅有500条枪，无法抵御前来进犯的强敌，何况还有许多内部的暴徒每时每刻都在加入他们的队伍。因此急盼冬弗隆市国民自卫军带足弹药，火速驰援我市。”事发后不到七小时，方圆二百多里都响起了告急的警钟。卡恩市当局立即采取措施，指派奥尔德内将军率地方守备队和国民自卫军迅速进击，当时还有三万多市民自愿随军前往助战。直到整个诺曼底一片惊慌，准备进行全民动员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并没有什么盗匪啸聚山林，那两个徜徉路上的“怪人”不过是当地的一对父子俩，儿子患有疯症，父亲在一旁照料他。闹了半天，震天动地，结果是一场虚惊！
当时在“阴谋忧虑”或匪患恐惧的困扰下如惊弓之鸟的法国民众，就这样容易听信谣言，就这样善于在传谣过程中把谣言变得越来越离奇。这一状况曾经引起过革命者的关注和不安。比如在第21期《普罗旺斯邮报》上，米拉波就撰文指出：
在这危难时刻，笃信和夸大凶险新闻成为一种普遍习性。没有什么比这更使观察家感到震惊。仿佛逻辑本身已不在于计算可能性的程度，而在于把最不着边际的传言当作真实。于是，这些传言便编造出行凶事件，以阴暗的恐怖刺激人们的想象。我们宛如一群孺子，越是可怕的故事越是认真去听……[5]
当时的法国民众身处于乡土社会，又缺乏受教育的机会，本来就有轻信谣传的自然倾向，这种倾向在革命危机时期则表现得尤其突出。比如，在大革命初期，外省的人们对传自凡尔赛和巴黎的关于“贵族阴谋”的种种说法均信以为真。1789年5月20日，奥尔良市的一份文告强烈谴责“同贵族、僧侣和所有高等法院相勾结的各亲王”套购粮食，认为他们“想通过在全国制造饥荒来搞垮三级会议，想把一部分法国人饿死并使另一部分起来反对国王”。人们对第三等级代表传出的贵族在调动军队、在招募匪徒准备“清洗巴黎”的消息也深信不疑。如潮的谣言，或者说被严重夸大的贵族阴谋，不仅会在人们心中唤起更强烈的恐惧，而且也能激发起一种强烈的抗争情绪，这也就是勒费弗尔十分重视的“自卫本能”和“惩戒决心”。在法国革命中作用极为显著的群体暴力，无疑就是这种抗争情绪的直接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