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罗伯斯庇尔派一样，督政府也丝毫容不得任何跟自己存有二心、闹独立性的政治势力，不管这种势力曾经是它多么亲密的盟友。勒费弗尔曾指出，督政府之所以要费那么大的气力严密控制共和六年的选举，是因为它“不仅要排斥雅各宾派，而且要排斥拉马克这样的独立派（尽管拉马克原是吉伦特分子）”[15]。不过，最典型地反映着热月党政权的这种狭隘性的事例，恐怕还是热月党国民公会对“金色青年”的排斥和镇压。“金色青年”团伙本是由仇视雅各宾专政的有产阶级（主要是资产阶级）子弟组成的，曾在热月反动期间充当清除雅各宾势力的别动队，为巩固热月党人的政权立有汗马功劳。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团伙在政治上具有双重性，表现在它不仅是热月党人推行反动政策的一个手段，同时又是热月反动的一个富于主动精神的推动因素，一贯地显示出超前于热月党人的反动热情，常常推着热月党人走路。比如，“金色青年”的许多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如成群结伙地在大街上追打雅各宾分子，在剧院阻挠革命戏剧的演出，在国民公会旁听席上驱赶雅各宾派群众，以及肆意冲击雅各宾俱乐部和国民公会，亵渎革命崇拜的各种象征物（从撕扯妇女身上的三色徽、清除小红帽时尚，直到四处捣毁马拉等革命烈士的胸像）等，都是未经政府许可的，甚至是违背热月党国民公会多数派的初衷的，常常不能为他们立即接受，只是在事态发展日趋严重，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之后，热月党政府才被迫顺应他们的要求，从而加速了反动的进程。作为反动的“工具”，“金色青年”曾在实际上帮过热月党人的大忙，也曾因此得到过热月党人的悉心培植和庇护；然而作为反动的“发动机”，“金色青年”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独立性”，因而也就难免被热月党人视作一种潜在的异己势力。这就注定了它与热月党的联盟的短暂性。果然，一旦激进民主派被彻底摧毁，日渐流露出保王倾向的“金色青年”便开始成为热月党人的绊脚石，最后终因参与王党暴乱而被取缔。由此看来，热月党人与“金色青年”关系的演变和雅各宾派与无套裤汉革命斗士关系的演变，尽管意义迥异，但制约着它们的政治文化机制却没有什么两样。
说到这里，也许有必要重申这一事实，即我们所谈论的大革命中的“一党专制”，远不可与近现代政治中的“一党专制”同日而语。因为法国革命政治文化中异常强烈的反党派意识，使当时的法国人打心眼里厌恶有组织的政治，也就是说使他们根本不屑于组建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当时盛行于世的珍视个人自由的价值观也许也在强化着这种心理取向）。法国革命中搞一党专制的“党”，无论是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还是热月党或所谓“督政派”，都不过是一个个由政治主张大致相同的人们组成的松散的联盟而已。但是从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联盟”，不管多么松散，但毕竟也是一种组织形式，甚至可以说是某种政党的雏形。既然如此，它的专制统治显然也就既不应当被简单地定义为某种“全民共有的国家”[16]，又不能被视作纯粹由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独裁，而应当恰如其分地被称作某种尚未定型的“一党专制”。当然，这种统治形式的不成熟性也反映了它内在的一种深刻的矛盾性，这就是它一方面强烈地反对有组织的政治；另一方面却在政治实践中遵循着一定的组织形式。这一情况，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本身的弱不禁风，从而决定了当时法国政局的动**不安。资产阶级的利益当然不能容许这种情况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于是，当第二届督政府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时候，复兴法兰西的伟大使命便历史性地落在了拿破仑·波拿巴的肩上。
共和八年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的政变，似乎开始了波拿巴用个人独裁解决自雅各宾专政以来一直困扰着法国的上述矛盾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波拿巴的个人独裁十分醒目地打着“超党派”和“反党派”的旗号。在督政府时期，他就明确主张“绝不允许反对派的存在”，“政府应该是国民的真正代表”，后一句话实际上道出了他对滋生党派政治的土壤——议会本身的蔑视。事实上他也是一贯以人民的真正代表自居，让立法机构沦为彻头彻尾的橡皮图章。波拿巴似乎深深地懂得，在一个讲究“透明性”、“公开性”和“反党派政治”的国度，却坚持把政权交给一个有一定组织形式的政治派别或寡头集团的做法，不仅荒唐，而且有害，因为在政府具有某种派别精神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封住其他党派的嘴巴的，而各党派之间基于“公开性”意识的异常激烈的相互排斥，则势必使国家陷入危险的长期动乱。因此，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以君临天下的姿态革除政府的党派精神，进而彻底杜绝一切反政府的派别活动，把大革命的“公开性”原则一举推向极端。在走向个人绝对权力的道路上，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摆脱对曾帮助他取得政权的雾月党的依赖，为此他与教会重新修好，大赦流亡者，四处网罗亲信，不论是贵族还是资产者，是王党还是共和派，只要愿意听命于他，他就予以任用，由此促成了雾月党势力的分崩离析，并在他的麾下使当时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达成暂时的团结。在个人势力的圈子之外，他则严厉禁止了一切派别的政治活动。在当时的整个法国政坛上，只响彻着一个声音，这就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声音，而在他本人看来，这也就是“人民”自己的声音。
显而易见，“公开性”原则的这种彻底贯彻，同时也就是它的寿终正寝。个人独裁往往能在一定时期内促成一个民族的稳定和强盛，但由于牺牲了人们起码的政治自由，它更容易把这个民族拖入灾难——这并不仅仅是拿破仑时代告诉人们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