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超党派”姿态赢得人心。罗伯斯庇尔派似乎深深地懂得，要以“公开性”、“反党派”的名义成功地排斥异己，最关键的就是他们自己不能给人留下丝毫拉帮结派的印象。党同而伐异，毕竟非君子所为。因此，当雅各宾俱乐部内部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争斗愈演愈烈的时候，罗伯斯庇尔曾力图摆出公允的仲裁人的姿态，对两派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在镇压了埃贝尔派后不到两个星期，革命政府就又以同样极端的手段除掉了丹东派。当时，罗伯斯庇尔还以这样娓娓动听的语言，向国民公会表明自己不屑于拉帮结派的“光明磊落”：
我曾经是佩蒂翁的朋友，但他的真面目一经暴露，我就抛弃了他。我也曾和罗兰有过来往，但他一叛变我就揭露了他。丹东要步他们的后尘，在我看来，他只能是祖国的敌人。[13]
甚至对于“雅各宾派”（lesJacobins）这一称号，身为雅各宾派领袖的罗伯斯庇尔都表现出一种神经质的忌讳。早在1792年2月26日，他就在雅各宾俱乐部提出：不应使用“雅各宾派”这个简单的称呼来指代雅各宾俱乐部，而必须不厌其详地使用“设于雅各宾修道院的宪法之友社”这个全称，因为“雅各宾派”这个称呼，“由于敌人不断加予我们的种种诽谤，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行会甚至乱党”[14]。
（3）以保证革命阵营团结一致的名义，杜绝一切向中央政府闹独立性的活动。曾经为确立雅各宾派统治立过赫赫战功的广大民众社团，即因此而蒙受了“兔死狗烹”的悲剧命运。这些民众社团是继小学教师当萨尔于1790年2月成立“男女爱国者友爱会”之后，首先在巴黎发展起来的，当时通常以“区民大会”的形式出现。作为巴黎各区无套裤汉政治活动的中心，它们比雅各宾俱乐部更富于群众性，往往表现出更激进的革命要求，并在推动大革命步步走向激进的历次重大革命事件中，一贯地充任着排头兵的角色。雅各宾派的崛起，一刻也离不开这些民众社团的支持，而为了取得这种支持，雅各宾派也乐意容忍它们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尽可能地满足它们的要求。然而，一旦大权在握、江山坐稳，雅各宾派继续对民众社团的独立性宽大为怀，显然就很难了。1793年9月9日，国民公会禁止各区民大会“常川集会”（当时表示处于紧急动员状态的一种做法），即已开始表露出对民众势力的不容。可富于战斗性的各区活动分子并不示弱，他们或是把些区民大会改造成区民社团，或是创立一些新的民众团体并通过相互连成一气，来保持自己的战斗力。这些独立于雅各宾俱乐部之外的社团（因其成员都是区国民自卫军战士，故通常被称作区国民自卫军协会）构成了巴黎人民运动的基层组织，各区的活动分子即通过它们来左右各区的政治，监督行政机构，并向市政当局甚至中央政府施加压力。在共和二年秋季至春季这段时间里，类似的民众组织形式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形成了一批强大的组织网络，在遏制国内反革命势力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尽管如此，这些体现着人民运动独立性的民众团体，却终究不能与坚决拥护中央政府的雅各宾俱乐部及其分部长期共存。革命政府在完成了对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镇压之后，便立即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对这些民众团体的讨伐。这场围剿，是通过把雅各宾俱乐部的“总部”树立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并打着“团结”和“统一革命力量”的旗号来进行的。结果，巴黎各区的39个区民社团纷纷在共和二年花月和牧月间被迫解散，一个始终含有自己的独立愿望的民主习惯的人民运动就此被强行纳入雅各宾派的框框。当然，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革命中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联盟关系的结束和尖锐对抗的开始，而这一后果对于革命政府的致命性，是罗伯斯庇尔派做梦也没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