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大西洋两岸的人们都知道，党派政治之所以不可取，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它违背了主权统一不可分割的原则、阻碍了公意的形成，从实践上看是因为它容易导致种种破坏公益的阴谋活动。然而在对策上，当美国人只满足于“治标”（即对党争的有害影响加以控制）的时候，法国人却似乎下定了“治本”（即不允许任何党派合法存在）的决心。或者说，当美国人以“自由”的名义承认了党派政治的合法性的时候，法国人却同样以“自由”的名义彻底否定了党派政治的合法性。显然，党派政治对于“自由”的危害性或危险性，在法国人的心目中要比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大得多，而其所以会如此，当然只能是因为党派政治中必不可少的密室策划行为触动了“阴谋恐惧”这根法国人最敏感的神经。在本来已充满贵族阴谋危险的法国革命中，若是承认了党派政治或密室策划的合法性，简直无异于为各种阴谋活动的猖獗大开绿灯，无异于在自由之敌的疯狂进攻面前解除武装。结果，在法国革命者的词典中，“党派政治”成了阴谋的同义词，“利益集团”意味着对统一民族的背叛；大革命中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只要被扣上“乱党”的帽子，就等于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人人可得而诛之。甚至可以这样说：反党派政治的强烈倾向集中体现着革命者出于阴谋恐惧而追求政治公开性的顽强努力。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巴黎无套裤汉坚持在选举中实行公开表决的行为方式中，来进一步体会大革命中阴谋忧虑同公开性原则之间的密切联系。1791年宪法曾规定了立法议员的二级选举制（即由一般积极公民选出选举人，再由各地区选举人会议选举议员），并规定选举人会议使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巴黎无套裤汉对此深为不满，他们认为只有存心不良的人才秘密行动，因而强烈要求选举人会议的表决不仅应采取唱名方式，而且应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进行。1792年8月27日，旺多姆广场区和邦迪区终于作出了有关决定；邦迪区的决定还明确指出：“为了使人们得以了解每一个选举人的意愿”，选举人会议应在尽可能多的公民围观下举行，这是“揭露阴谋和迫使选举人不滥用职权”的唯一有效措施。由此，公开唱名选举的做法被引入国民公会选举的一切活动之中；1792年¨月巴黎市府官员选举的过程中，人们又一次提出了投票方式问题。按照1792年10月19日国民公会通过的选举法，投票仍须采取秘密方式（反映了革命精英对政治活动的正常秩序和合理化的关注），但不少无套裤汉对此很不以为然。如米拉波区声称选举法规定的秘密投票方式有“秘密状态的危险性”，要求唱名表决；长矛区也指责秘密投票是“一种破坏自由的方式”；先贤祠-法兰西区则“不顾法律和市政厅的规定”，决定唱名选举。尽管当时并非巴黎所有的区都采用了这种公开选举方式，但人们的普遍意向却是相当清楚的：据统计，在有案可查的26个区中，15个区曾实行过唱名选举和点名投票的办法，其余11个区虽然依法采用了秘密投票方式，但它们却对唱名投票心向往之，并热切地期望着选举法允许以后的选举采用这种方式。
饶有趣味的是，无套裤汉在选举方式上的这种公开性立场显著地呈现出随形势变化而变化的特点：形势越是紧急，无套裤汉对实行公开选举的要求就越是强烈，而一旦形势趋于缓和了，他们也就不那么反对秘密投票了。例如在1792年8至9月间的危机中曾积极主张唱名投票的一些区，到秋天形势显得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就又恢复了秘密投票的选举方式，尽管更激进的一些区还在坚持着唱名投票；而从1793年3月起，随着危机的再度出现和日趋严重，无套裤汉又重新表现出对秘密投票的强烈反感，并转而采取越来越激进的公开表决方式。巴黎各区在1793年3月选举各自的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一般都采用了唱名投票，有些甚至采用了起立表决的方式。到1793年夏天，鼓掌表决的方式也盛行起来。在无套裤汉们看来，起立或鼓掌这些具有高度透明性的选举表决法比唱名方式更能慑服犹豫不决分子和排除反对派。在这充满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人们从未有过地把秘密投票方式同“阴谋”的危险联系到了一起。5月21日，槌球场区的一位无套裤汉告诉人们：“不要秘密投票，否则阴谋集团就会得逞。”无套裤汉在团结区的影响比较薄弱，但他们仍在6月27日以谨防阴谋的名义推动区民大会作出决议：选票将由投票人署名，否则无效。到1793年夏，唱名选举的做法更是在巴黎各区迅速普及，以致共和二年初，秘密投票方式已在巴黎全市完全绝迹，个别顽固坚持实行秘密投票的温和派分子甚至判作嫌疑犯而锒铛入狱。[12]
在恐怖统治时期，无套裤汉还曾力图在司法部门彻底贯彻公开性原则，以防止暗藏的自由之敌在法庭上搞阴谋活动以削弱革命恐怖的严厉性。当时在巴黎的革命法庭陪审团已采取了以唱名投票的方式表态，但刑事法庭的陪审团仍有不少固守着秘密投票的旧方式，无套裤汉对此深为不满。共和二年霜月30日（1793年12月20日），革命区的自由人协会明确提出：“按照法律对罪行进行宣判的法官、审判员、陪审员公民，应当向人民报告他们的判决理由，他们应当向公众说明他们的所有想法，以便公众对此做出自己的判断。……作为自由、正义、平等的根本原则的公开性，将使他们获得他们应有的全部力量。”然而直到共和二年风月21日（1794年3月11日），我们仍然能够听到无套裤汉对刑事法庭陪审员的秘密表决方式的抱怨——据观察员布什塞什称，当时“人们注意到，这种秘密方式使不止一个囤积居奇者保全了性命；因为，如果用唱名方式，这些陪审员本应当宣布被告有罪，但他们却用秘密方式使被告免受处分”。刑事法庭陪审团迟迟不愿放弃秘密投票方式，缘出国民公会对普通法庭抛弃惯用司法程式的反感，这显然反映了相对保守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对激进的人民大众政治文化的某种抵制。共和二年春罗伯斯庇尔控制的巴黎市府正式禁止各区无套裤汉搞公开选举，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不应忘记，正是罗伯斯庇尔本人的鼓动，才促使旺多姆广场区的无套裤汉在1792年8月作出了实行唱名选举的创举；而且在选举国民公会的时候，资产阶级自己也在巴黎采取了唱名投票的方式。所以，雅各宾派资产阶级在某些方面不愿完全附和无套裤汉的要求，或在确立了雅各宾专政，而且形势有所好转之后就不再容忍无套裤汉的唱名投票等做法，并非因为他们毫不担忧反革命阴谋，而只是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他们所担忧的“阴谋”的范围比起无套裤汉来要小得多，因而他们对“公开性”的追求也就不如无套裤汉那么热切罢了。何况，像无套裤汉那样过于激进地追求政治公开性，也的确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的现实威胁，资产阶级不能无条件地、永久地容忍这一套，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