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革命时代的法国人对贵族阶级不仅极其憎恶，而且深怀恐惧。他们诅咒发誓要同贵族血战到底，但对于能否最终战胜这个拥有强大传统势力的敌人，他们在内心中却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同时我们也已经知道，最令他们担忧的危险，是贵族及其拥护者在暗中进行的各种反革命阴谋活动。应当说，正是在这种具有广阔的大众文化背景的“阴谋忧虑”中，蕴藏着使卢梭学说中的“真实性”和“反党派政治”观念化为一种普遍的公开性意识的强大动力。
比较一下建国之初的美国人和革命时代的法国人在党派政治问题上的看法及对策，也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一论点。毫无疑问，熟谙卢梭学说的美国政治思想家也是了解党派精神的危害性的，也厌恶人们在政治上搞派性。但是，美国人并没有把卢梭的话当作圣经信条。按照卢梭的看法，一国之内不存在任何派系似乎是可能的，而对此美国人就明确表示不敢苟同。《联邦党人文集》中麦迪逊提出的观点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他先是从“性恶论”的立场出发论述了“党争”现象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而后又把这种必然性建立到一个令人不得不服的唯物论基础之上：
热心于有关宗教和政体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见解，依附于各种野心勃勃、争权夺利的领袖或依附于财产使人们感觉兴趣的人，相继把人们分为各种党派，煽动他们彼此仇恨，使他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为公益而工作。人类互相仇视的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致在没有充分机会表现出来时，最琐碎、最怪诞的差别就足以激起他们不友善的情感和最强烈的冲突。但是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债权人和债务人也有同样的区别。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管理这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并且把党派精神和党争带入政府的必要的和日常的活动中去。[10]
与此同时，麦迪逊还本着崇尚自由和尊重实际的精神，指出了“消除党争原因”的不可能性。他说，消除党争原因的方法不外乎两种，即或是消除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或是给予每个公民同样的主张、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利益；然而第一种方法如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一样愚蠢；第二种方法又纯粹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此，他明确地告诉人们，不要去徒劳无益地设法排除党争的原因，解决这一弊病的方法只能是对它的影响加以控制。[11]事实上，由于对洛克和孟德斯鸠热烈主张的分权学说的由衷信奉，由于受到过英国的政党制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美国人的内心深处很可能还存在着一种承认党派政治“必要性”的下意识，否则，美国何以自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起就出现了具有一定组织形式的政党？何以能够在内战前就基本形成了两党制格局？对这些问题就难以得到完满的解释。承认利益集团存在的必要性，本来就是同承认权力的分割与制衡的必要性紧密相连的。
相形之下，革命时代的法国人在这一点上就远没有美国人那样通达、潇洒。同美国人的实际倾向恰恰相反，法国人似乎力图不折不扣地贯彻卢梭“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的训令。让法国人承认“党派政治”对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必要性或必然性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深受卢梭学说中普遍道德观和国家至上主义的影响，法国革命者还天真地相信无须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基础，只需通过强化道德教育和“自由的专制”等政治手段就可以杜绝党派纷争。总之，革命的法国要不遗余力地反对党派政治，即使这一斗争会在实际上损害公民的政治自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危及财产权，也在所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