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认，法国革命者的公开性意识带有卢梭的“真实性”观念（即主张人人应襟怀坦白）和“公意”理论的深刻烙印。林·亨特曾明确指出：“大革命的政治观念是卢梭主义的。”[8]苏联学者维·彼·沃尔金也认为孔多塞对政党制度的批判“既重复了卢梭的观点，也重复了重农学派的观点”[9]。而重农学派反对政党制度的理由，无非是认为这种制度会导致较强的政党统治和役使较弱的政党以及主权的分割，从而破坏自由和国家的统一，所以仅就这一点而言，重农学派同以“主权统一不可分割”为由强烈反对党派政治的卢梭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差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法国革命者奉为“圣经”，在孟德斯鸠的声望衰落之后，便主要是卢梭、百科全书派、马布利等激进思想家的学说在推动着法国革命沿上升路线前进，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也足以证明大革命的公开性原则同卢梭主义的内在联系。
然而，若是把卢梭主义这种精英文化的东西断定为法国革命者公开性意识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却显然失之偏颇。甚至前者能否被归结为后者的主要动因都很值得怀疑。因为这里显然存在一个问题：孟德斯鸠和卢梭同样都是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贡献卓著的启蒙思想家，可他们在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它的上升阶段）中的遭际为什么却如此大相径庭？问题或许还可以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提：差不多同时代的美国革命对孟德斯鸠和卢梭基本上是取同尊并重态度的，而法国革命则明显地厚此薄彼，即一味偏爱卢梭而冷落乃至奚落孟德斯鸠，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种问题自然是不难回答的，但无论用什么方式回答，答案都势必会涉及两国革命截然不同的大众文化氛围。简言之，革命时代的法国存在着西方世界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和最强大的贵族势力，因而也普遍存在着社会公众对贵族阶级极其强烈的憎恶心理，贵族气息浓厚的孟氏理论在此情况下当然难以见容；而在几乎完全没有封建传统、没有贵族等级的北美各殖民地，国内阶级矛盾相对和缓得多，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摆脱宗主国的控制以过上独立自由的生活，故而绝不至于因孟氏的贵族色彩而拒绝对他的理论精华实行兼收并蓄。
社会历史条件的重大差异，还决定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在历史使命上的不同的侧重点。似乎可以这样说，法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破”，而美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则是“立”。“破”者，破除旧世界、旧传统也。在当时的法国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首先遇到的必然是正在没落然而仍然强大的贵族阶级的拼死抵抗，故革命需要以极大的毅力作韧性的战斗，也即需要在“破”字上狠下功夫。美国革命显然没有这一层困难，它在用一场相当单纯的民族独立战争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后，基本上就只剩下如何在一个本来就很新的基础上组织民主自由的新社会这一个问题有待解决了。也就是说，法国人在革命中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战胜封建贵族阶级的反动势力，而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可以优哉游哉地对宪法或民主政治制度的问题进行冷静缜密的思考。尽管法国革命人士看起来特别注重宪法问题，曾翻来覆去地讨论和制定宪法，然而大革命却始终产生不出像《联邦党人文集》那样周到而精辟地论述宪法问题的历史性文献，可见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可以投到这方面来。法国人对宪法政治制度问题的思考毋宁说是比较仓促、草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