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革命崇拜的礼仪——各种节日庆典，我们已经知道，它们从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精英极为重视的新人教化手段。大革命时期的节庆活动，许多都是精英人物制定、规划和组织的。尤其是在共和二年，雅各宾专政使自发性的群众节庆活动渐渐销声匿迹，节日的官方教化性色彩空前突出。但是尽管如此，革命节日所固有的那种大众文化的特质却从来也没有消逝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首先，革命时期的节庆活动与天主教国家传统的狂欢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狂欢文化向来就具有强烈的大众文化色彩，甚至被认为是大众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在乡土社会和天主教传统深厚的法国，节日主要集中在收获时节及圣诞节、忏悔节期间，而且许多都带有狂欢的性质，人们在这时似乎把生活中的一切烦恼都抛在脑后，尽情地寻欢作乐，大吃大喝，狂歌乱舞，展示各种性象征物，戴着面具进行非礼仪化的放纵。这种狂欢活动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打破现存秩序。本来乡土社会是极重视等级秩序的，各等级界限分明，上下有序，不可混淆。可在举行狂欢活动的时候，所有这些限制似乎都不存在了，人们同欢共乐，全无高低贵贱之分，庆典仪式上的社会等级甚至被颠倒着排列。这是一个解脱的时刻，一个意味深长的颠倒正常价值观的时刻，尽管这种“颠倒”只是暂时的、闹着玩儿的或者说象征性的，但它却深刻地反映着人们要从丧气的生活条件和压抑人的世间秩序中摆脱出来的潜在愿望。显而易见，这种狂欢活动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象征性的颠覆（俄国学者巴赫金甚至据此认为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颠覆性文化）。也正是这种“颠覆性”特征，使狂欢活动和革命具有了某种亲缘关系：因为革命无疑是最具有颠覆性的东西，与狂欢活动不同的只是革命的颠覆性更具有实际意义而已，狂欢无非是象征性的“革命”，而革命也无非是除去了面具的狂欢。事实上两者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节日常常会引起纠纷甚至严重的动乱，而群众性的动乱又往往带有某种狂欢节的气氛。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这句名言的列宁，显然对此深有同感。革命能在群众中引起狂欢，大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还有什么能比终于实实在在地吐了一口恶气更大快人心的呢？
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的一些重大革命事件本身就具有浓厚的人民大众狂欢文化的色彩。巴士底狱被攻克后，人们把守备队司令德洛内的脑袋挑在矛尖上游行，并在夷平该城堡后的广场上竖起一块木牌，上书：“大家都来跳舞！”类似的革命节日第二年又重现于马赛：人们攻取了那儿的一座被称作马赛“巴士底狱”之一的要塞——圣尼古拉堡，然后跳着法兰多拉舞在全城游行，有人还用棍子挑着被杀死的要塞司令博塞的肚肠，嘴里吆喝着：“货色新鲜啊，谁要？”当1791年在阿维尼翁市格拉西埃街杀死贵族的儒尔当等爱国派分子获赦时，当地人民也举行了庆祝游行，其中有传统的酒神彩车招摇过市，年轻人在车上开怀畅饮，一片狂欢节的热烈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