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到在种种旧式谣言的侧畔，又不可遏止地兴起了一种新型的谣言——这就是以革命政府的“官员”为情报来源、以各种官方渠道为传播途径、以无中生有或歪曲事实的人身诽谤为基本内容、以对异己分子的肉体消灭为最终目的的“恐怖式谣言”。
这种谣言现象的出现，无疑反映着革命者对于谣言政治功能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如果说以往他们只是被动地利用社会上业已流传的谣言来为自己服务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就已经在主动地制造并散布谣言来推动自己的事业了。既然谣言能够如此有力地刺激人们的情感，须臾不能离开人民大众支持的革命精英们自然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去运用它，应该让它成为他们纯化民族、排除异己、扫清绊脚石的锐利武器！
革命政府的实际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人，看来就是运用“恐怖式谣言”的一些高手。为了搞掉吉伦特派，罗伯斯庇尔早在1791年年底和1792年年初关于战争问题的争论中，就开始含蓄地攻击吉伦特派同宫廷相互勾结；在1792年“九月屠杀”即将开始之际，他又放出风声，说吉伦特派著名领袖布里索是敌人的同党，这话差点儿使他成了“人民私刑”的牺牲品，只是由于丹东的干预才幸免于难。后来革命法庭在处死21名吉伦特党人时（1793年10月31日），给他们定的主要罪名又是所谓在各省组织“联邦主义”叛乱，外省各城市的一些吉伦特派领袖也因此被处决。而“联邦主义”这一罪名本身就是一种诽谤。吉伦特派大都是忠实的共和主义者，尽管他们迫于巴黎激进派的压迫而参与了各地的叛乱，但他们并不愿意与王党贵族反革命势力为伍，并不赞成那种分裂共和国的地方自治，不赞成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据知只有比佐和巴巴卢两人鼓吹过“政治地区化”主张，希望部分地恢复各省失去的权力。[9]勒费弗尔也曾这样指出：“一些真诚的共和分子像平原派一样反对极端民主派，他们参加了地方自治运动，但在其中只占少数。地方自治运动的主力是仍然拥护君主制的资产者、顽固派神甫的信徒以及旧制度的拥护者，他们全都自称是吉伦特派，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招牌而已。”[10]因此，通过扣上“联邦派”的帽子把吉伦特派定为“反革命”，并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实际上就是一种运用“恐怖式谣言”剪除异己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