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事态的发展进程中，当时的革命领袖们又是怎样动作的呢？政治倾向最激进的马拉显然曾利用谣言对屠杀进行过公开的煽动。他不仅亲自告诫义勇军战士们在未审判在押人民之敌以前不要离开首都，而且还企图把这种屠杀行为推广到全国去：在他的参与下，巴黎市府监视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告外省爱国者书，号召他们前来保卫巴黎，并在出发前把当地的反革命分子斩尽杀绝。丹东虽然不曾这样明目张胆地利用谣言鼓动杀人，但是，身为司法部长又是“8·10”起义后临时政府实际首脑的他，却不但没有想办法辟谣安民和制止屠杀，反而对这种“人民私刑”采取了奇怪的纵容、支持的态度。据认为他可能早就知道会发生屠杀，因为下达屠杀令的市府监视委员会里有他的好几个密友，而且在屠杀前一天，他还同这几位好友几乎同时采取行动，试图把在押的一些熟人、朋友从监狱里弄出来。可是尽管如此，他却没有打算采取任何防范、保卫措施。屠杀迫在眉睫的时候，新闻记者普吕道姆曾央求丹东加以制止，但得到的却是冷冷的回答：“我无能为力！”据罗兰夫人的揭发说，丹东在9月2日下午离开行政会议时，监狱视察员格兰普累曾请示过丹东，要求他保护监狱，丹东却铁石心肠，断然拒绝：“我管不了犯人的事了，让他们好自为之吧！”屠杀开始后有人为某一在押女贵族找丹东求情，他威严地恫吓道：“巴黎人民今天正在消灭奴役、重建自由，谁反对人民司法，谁就是人民之敌！”在9月3日那天，丹东甚至直接指使自己的朋友富尼埃屠杀了奥尔良监狱里的一批囚犯。至于他这样做的动机，他后来曾对沙特尔公爵（即后来法国七月王朝的国王路易-菲利普）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当时是想让所有去香槟地区（抗击敌人）的巴黎青年身上都沾满血迹，这样我们才能相信他们的忠诚。我是想在他们和逃亡贵族之间开出一条血河。”[8]由此可见，丹东对“九月屠杀”的放纵，实际上是在不动声色地利用着关于犯人暴动的谣传来动员民众，让他们下决心破釜沉舟，与入侵的敌军血战到底。瓦尔米战役（1792年9月20日）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就是丹东这一策略的成功：那一天，在“民族万岁”的口号下奋力顶住欧洲最骁勇善战的普鲁士军队的人们，正是这些“九月屠杀”的参加者巴黎无套裤汉。
然而如此屠杀毕竟是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于是在一年后的1793年9月，当形势再次严重恶化的时候，我们看到丹东出于防止类似事件重演的动机，推动了雅各宾恐怖统治的建立。这种“恐怖统治”，无非是以有组织、有理性、讲法律程序的官方暴力，来取代像“九月屠杀”那样无组织、无理性、不讲法律程序的群众暴力，它既可以满足人民大众对敌对分子的惩戒要求，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滥杀无辜。然而，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当时把持政权的罗伯斯庇尔派心目中，这种恐怖统治不仅是“救国”的武器，而且也是实现“民族再生”的一种手段。在以“彻底决裂”为宗旨的激进派看来，整个法兰西民族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好公民”和“坏公民”（或“新人”和“旧人”）两大部分，而那些“坏公民”或“旧人”慑于汹涌的革命潮流，往往又是以“戴小红帽的假爱国者”的面目出现的，因而他们认为为了实现整个民族的新生，革命者必须随时注意识破和揭露这些暗藏的敌人，并坚决地把他们清洗出去。而且，能否对“坏公民”具有高度的警惕性，能否善于并敢于揭发各种暗藏的敌人，在罗伯斯庇尔派看来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公民责任感（也就是说是否是“好公民”）的重要标准之一。如此强调“清洗”的必要性和“检举”的重要性，难免会引起“告密风”的盛行。而“告密风”又总是一发而不可收的：它使得人人自危，进而又迫使人人都以“告密”来自保或施行报复，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假情报满天飞、嫌疑犯遍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