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谣言如潮、动乱迭起的事态震动了整个政界，也引起了人们新的疑虑。谣言在保守势力方面被认为是出于革命党人居心叵测的捏造；而在革命派方面，则很自然地被看成了“贵族阴谋”的一部分。如米拉波在第21期《普罗旺斯邮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怀疑关于匪患的种种谣言的传播是“自由的敌人”所为，并呼吁人们保持镇定与谨慎。纳皮阿斯·皮盖也说，农村中的匪患恐惧是一些“煽动闹事的破坏分子”故意制造的，他们“一天到晚专门散布谣言，凭空捏造内战”（9月17日在香槟的讲演）。看来，很可能早在大革命时代的初期，法国革命者就从谣言所煽起或加强的普遍恐慌与激动的气氛中，感受到了它内含的某种不容忽视的特殊政治功能。
也很可能，从大革命一开始，无论在保守势力方面，还是在革命阵营方面，人们就在有意识地利用谣言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例如，关于巴黎市内及市郊有盗匪出没的谣言，就既被国王用来作为他往首都调动军队的理由，又成了革命资产阶级建立民兵队伍的借口，而所谓的“盗匪”，大部分不过是在巴黎一带流浪的失业工人。
在革命派方面，尽管他们当时尚未蓄意造谣，却为武装民众做了许多传谣的工作。盗匪的普遍存在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从各地传来的消息不断地证明着这一点。于是，有些革命派便开始巧妙地利用这一危险来为他们武装民众的计划作辩护。例如，布尔市政府在按当地居民的强烈要求建立起该市的民兵武装后，就是依据有关匪患的传闻来向本省的军区司令官做解释的。同样，沙多贡蒂埃的市政委员会也利用“大恐慌”迫使上级政府认可了他们组建民兵的行动。不仅如此，在革命派看来，关于匪患的谣言还可以利用来动员群众，尤其是动员那些思想较保守、没有国王批准就不情愿武装自己的市民拿起武器。
发生在1792年9月初的巴黎大屠杀，可以说是革命派利用贵族阴谋的谣传动员民众拯救革命的又一突出的例证。革命的法国在当时的确面临着空前危急的形势：入侵的外敌节节进逼，攻陷了被称作“法兰西铁门”的隆维，包围了通向巴黎的门户——凡尔登要塞；同时西部的旺代地区也传来了即将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的情报。严重的内忧外患在首都引起了普遍的激动情绪，数以千计的嫌疑犯被抓进了监狱，一支支市民义勇军营队火速组织起来准备开赴前线。正在这时，由于人们对国内叛卖活动的强烈担忧，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又在不胫而走，说是在义勇军离开巴黎后，关押在各监狱的嫌疑犯将发动暴乱，杀戮义勇军战士的妻子儿女，做入侵敌军的内应。消息传开，举城哗然。一种既恐慌又愤激的气氛迅速充满巴黎的大街小巷。
其实，据历史学家的分析，当时犯人们即使在盼望普鲁士军队的到来，也并不想冒险举行暴动。[7]不过对当时的巴黎百姓来说，这个谣言却相当可信，因为各监狱的看守不仅人数少，而且素质差，常常发生犯人越狱逃跑和捣乱反抗的事件，况且当局本身也曾公开表示过担心，怕刑事犯会成群结队地在城内流窜作案。于是，震惊之余，人们发出了雄狮般的怒吼：到监狱去！谁也不愿带着后顾之忧上前线，谁也不愿在去前方打仗的同时还担心叛徒和阴谋家在后方屠杀自己的妻小！他们要在上前线之前对这些后方的隐患作一次先发制人的攻击！一场触目惊心的监狱屠杀就这样开始了。从9月2日下午直到9月6日，五天的血洗，使巴黎各监狱在押犯人的半数共一千多人死于非命，其中顽固派教士和其他政治犯只占四分之一，另外四分之三均为普通刑事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