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被用以压制群众之外，国民自卫军似乎还是资产阶级精英们阉割、消化群众的一种手段。尽管直到1792年8月10日之前，这种自卫军按条例规定只有积极公民才有资格加入，但它仍吸收了不少下层民众；而到了1792年7月间，实际上所有的成年男性就都可以参加自卫军了，其成分已和一般的自发群众毫无区别。在一般特征上，这种自卫军也同自发的群众一样，都是从不同的日常生活环境中募集成员并赋予他们一种集体的身份，但不同的是作为一种军队，自卫军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而且军官甚至在1792年之后仍只能由有一定财产的人担任，尤其是它必须听从公共权威的调遣。显而易见，国民自卫军这种有组织的群众，实际上已经成了原来意义上的、自发的群众的对立物。按伏维尔的说法，便是：这种群众既体现了群众现象的“最高形式”，又体现了对群众现象的“否定”。[6]
革命精英对群众实行组织化的做法，突出地反映了他们对于群众的一种既爱又恨、既宠又怕的复杂情感。由于他们的革命少不了群众的支持，而群众又免不了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因而为了扬其长而避其短，就很有必要对群众的行为加以区分，给予“好”或“坏”的定性，即指出哪些群众行为是正确的，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哪些则是受到错误导向的，犯罪的，受敌人操纵的，或仅仅是幼稚的。在罗伯斯庇尔看来，最好的群众无疑是有组织的群众，其典型便是在8月10日推翻王政的群众——正因为有了组织，他们在起义中显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镇静”，其起义的方式也像他们的动机和目标一样“崇高而庄重”。这是一次有秩序的、成熟的群众行动，没有1789年7月群众的那种目的含糊、行为可怖的品格，也不带任何暴乱群众的特点。
然而组织起来的群众毕竟还是群众，尤其是后来大批加入国民自卫军的又是与大众文化联系最为密切的下层人民，这就使它终究摆脱不了群众现象的一般法则和大众文化传统影响的支配。也就是说，它仍不可避免地保持着同自发群众的深刻的一致性。这一点，曾一再通过它拒绝镇压群众骚乱（或镇压不力）和卷入巴黎的革命运动而表现出来。巴黎各区国民自卫军难于同中央政府保持同心同德的倾向，在1793年表现得尤其严重：他们不仅是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派统治的主要冲击力量，而且还将继续威胁由他们自己拥立的山岳派政权的稳定。当然，这个时期的国民自卫军也并非脱离了精英的影响，但是，由于精英阶层本身也发生了分裂，其各个派别同无套裤汉的关系亲疏不一，而作为无套裤汉主要精神领袖的忿激派和埃贝尔派因其与无套裤汉关系过密，受其影响过重，又只能在精英阶层的系谱中占据相当次要的位置，故而对于当时革命精英的主流派（6月2日起义之前是吉伦特派，之后便是山岳派或雅各宾派）来说，所谓“有组织的群众”，即主要由无套裤汉组成的各区国民自卫军，始终都仍旧是一种危险的异己势力。这就仍旧需要对他们严加提防和限制，持久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当一切限制手段都不能奏效，而形势发展又使群众的重要性受到相对削弱的时候，革命精英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最极端的高压政策——这就是共和二年花月和牧月间在巴黎各区发生的事变进程。不过，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无套裤汉远没有就此被压服，他们仍在顽强地实践着他们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只是变换了一下斗争的方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