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起义权”的思想显然已经是精英文化的东西。应该说，群众在大革命中每一次冲击王宫或国家议会的自觉行动，都显示了群众受精英文化影响而发生的某种程度的理性化，并由此强化了它固有的那种在革命精英看来至关重要的革故鼎新的政治功能。可惜的是这种理性化总显得那么微乎其微，甚或转瞬即逝。群众对整个民族国家政治事务的关心，始终也不曾压倒他们对自身物质利益和本社区道德规范的传统关注。群众在革命时期多次制造的民众限价事件，如1792年1月的“食糖骚乱”、1793年2月的“肥皂骚乱”等，都因干扰了雅各宾派领袖的政治计划而激起过他们的抱怨和愤怒。马拉和罗伯斯庇尔曾把这种骚乱斥为“一种旨在挑动爱国者斗爱国者的阴谋”。在罗伯斯庇尔看来，人民不应该“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商品”闹事，他们本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人民应该奋起，但奋起的目的是为了打垮那些匪徒，而不是为了找糖吃。”令精英们对群众深感头疼的，除了它的这种持续不断的传统因素之外，还有它所固有的那种无意识、非理性或易趋极端的品格的“消极面”——即群众的某些在他们看来没有必要而且十分有害的过激行为。由此，他们很自然地意识到了一种处理群众问题的双重必要性，即在对群众灌输政治理智的同时，还需要对群众的那些“不必要的过激行为”加以预防和扼制。
事实上革命精英们从一开始就在力图限制群众过激性格的“消极”影响。如在1789年7月22日，当巴黎市政厅前的群众要求立即处死财政总监富隆的时候，民选的新市长巴伊曾出面劝说群众：对富隆应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加以审判，以免错杀无辜；即使有确凿证据表明他罪在必诛，也应讲究个程序。群众暂时被说服了，但他们仍坚持要求选举人任命一个特别法庭从速审理，而且当他们发现这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法庭磨磨蹭蹭拖延判决的时候，他们便又怒不可遏地以传统的群众行为方式执行了富隆的死刑。
革命精英为防止群众失控而采取的最早而且也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便是对群众加以组织，由此出现了所谓“有组织的群众”，即那种由某些民众活动分子指挥的、为完成某一特定的革命政治任务而聚集起来的群众。领导这种群众的那些民众活动分子即使还算不上革命精英，也一般都较多地受过精英人物们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因为他们主要地都是在各俱乐部和各区选举人大会里而不是在街道上接受政治教育的。这种群众的基本形式便是1789年夏在巴黎和外省普遍建立起来的由武装的群众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和以此为骨干的城市区民运动。国民自卫军的建立，一般都是因为当时刚刚夺取各市镇权力的革命精英们感到了控制群众、捍卫秩序的需要。里昂的资产阶级民兵就是为控制本市的动乱而成立的，而且几个星期之后又开赴农村非常野蛮地镇压过农民的夺地斗争。即使在巴黎，选举人建立民兵武装的首要动机也显然是为了维护首都的秩序，而不是为了对付国王的军队。当他们在7月11日向国民议会提出建立一支“资产阶级卫队”的请求时，根据的理由就是王军集结引起了“民众的**情绪”。事实上，他们当时之所以同意“拿起武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看到街道上已经到处都是武装的群众，并进而意识到这时选举人的职责就应该是站到“武装公民的岗位上，规劝群众以祖国的名义不要聚众闹事，不要做出粗暴的行为”。7月13日成立的巴黎市“常设委员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组织民兵压制群众。7月14日上午，巴黎的代表曾不无得意地在国民议会宣布：“资产阶级民兵曾连续解除了一些自行武装者的武器，并迫使他们遵纪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