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巴黎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与精英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大革命前夕的第三等级精英分子通过撰写小册子和陈情书、作演说、组织选举等活动进行的一切革命宣传，无不旨在让民众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不仅与个别违背社区规范的政治权威代理人相对立，而且与政府本身相对立，因此他们应积极与第三等级认同，共同参与对政府本身的革命改造。这种宣传似乎不无成效：群众在1788年9月间还只是高呼着“内克先生万岁”，在1789年4月的雷维雍工场骚乱中便已经喊出了抽象的“第三等级万岁”的口号。然而人们也看到，对于当时巴黎群众政治觉悟的发展状况还切不可估计过高：由于在这场骚乱中，雷维雍和昂里奥这两个工场主毕竟还只是因违背了社区的道德规范而受到处罚的，整个事件仍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故“第三等级”以及后来的“民族”这些字眼，在当时群众心目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压倒了“社区”的重要性，仍然是很不清楚的。7月的群众运动也同样如此——在这期间，虽然群众的政治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表现在内克的被解职和军队的开进使群众更加认清了国王政府反人民的真面目，但群众作出的惩罚反应却仍旧是传统式的，即针对某些具体人的行为，以攻击某些特定的个人的方式来施加报复，如德洛内、弗雷塞尔、富隆及其女婿贝蒂埃等人的被处决。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中群众现象的那些传统特征一直就或部分或全部地顽强存续着，始终也不曾完全消失过。
同7月的群众运动比较起来，10月5至6日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的行动显然表现了更高一级的政治觉悟：群众这时似乎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真理，即要想一劳永逸地解除自己的疾苦，就必须越过政治权威的代理人而直接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10月的群众在仍旧保持着很强的传统性的同时，也表现出这样两个非同寻常的新特点：（1）它公然侵入了政府权力的两大中心——王宫和议会，而不再只满足于冲击市政府；（2）它希图通过把“面包坊老板、老板娘和小伙计”（即国王、王后和王子）带回巴黎置于百姓直接监控之下，来使困扰百姓多年的“面包问题”得到永久性的政治解决，而不再只满足于用民众限价和惩罚某些代理人的方法来寻求暂时的解决。
尽管10月群众的行为远没能为日后的群众运动提供一个恒定的模式，传统的羁绊仍牢牢地束缚着群众的手脚，但这次事件对群众心态的影响无疑是重大的：既然王宫和议会都可以“合法”地加以冲击，古老的王权迷信、国家事务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人民起义权”的概念由此在群众心目中被具象化了，它将推动群众在大革命的各个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地诉诸这种手段，从而成为大革命激进化进程的强大而直接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