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代的群众现象的发展演变，是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互影响中进行的。就巴黎的情况而言，1788年8至9月的动乱仍带有旧制度时代群众现象的一般特征：事情起于高等法院被解散，结束于高等法院被召回，而民众对高等法院的爱戴与支持乃是旧制度时代的一个古老现象，自冉森主义运动直到福隆德运动都一贯如此；而且当时群众斗争的矛头仍集中指向政府某些执行镇压措施的个别代理人，它的具体行动仍掺杂着对被认为有罪的政府代理人模拟像的礼仪化的处决；直到最后庆祝胜利的时候，群众仍在高喊着“审判迪布瓦（镇压群众的巡警司令官）”的口号，反映了当时群众的关注中心仍保持着传统的狭隘性。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在这场群众骚乱中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因素，这就是群众通过他们对1788年8月26日国王重新起用内克的热烈欢迎，显示了他们不仅已经了解了上层政治的基本方针，而且已经对政府的某一个别政策发生了兴趣。
这一情况，说明旧制度末年巴黎群众的政治觉悟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究其原因，有两点最引人注目。其一，是1780年以来作为民众自由集会场所的“王宫花园”（又译罗亚尔宫花园）的出现。在此之前，法国的公共空间一直是由专制王权独占的，尽管人民不断地以群众的形式侵入这种空间，而且每次入侵通常都伴随有对王权象征物的捣毁行为，以示其对这种空间的物质和权利双重意义上的“占领”，但这种入侵一旦为王权所挫败，被捣毁的王权象征物就会立即被重新树立起来，群众始终未能在公共空间取得一个持久的立足之地。但是自1780年奥尔良公爵把他拥有的这座王宫转让给他的儿子（即后来的菲利普·平等）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位自由主义倾向严重的公爵随即向公众开放了这座宫殿的花园，使之成为一个人人都可以来此自由发表演讲的公共舆论场所，类似今日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尤其意义重大的是，这是一块警察不得入内的特权领地，由此巴黎民众获得了一个可以永久占领，不受王权辖制的公共空间。很快，又有人在花园的拱廊两侧开设了许多咖啡馆，热衷于政治事务的知识精英们便纷纷来到这里，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肆无忌惮地大谈国事，无形中使这里成了一座启发民众政治觉悟的大学校。阿瑟·扬曾生动地描述过他在1789年来这里时看到的场景，据称当时这些咖啡馆被人群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演说家们站在椅子或桌子上滔滔不绝，群众则或翘首拥立门边，或屏息趴于窗上，张着嘴巴全神贯注地听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无疑曾在这里发生过碰撞、交织，并产生过强烈的共鸣。
其二，便是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粮食自由贸易试验和由此而来的十年粮食**。我们已经谈论过王室和高等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相互攻讦，曾怎样地强化过革命时代人们对贵族阴谋的恐惧心态。而这种论战的另一个方面的意义，就是使人民大众第一次产生了这样一种觉悟：在粮食这个重大问题上有意与人民作对的，不仅有囤积居奇的奸商，而且有政府和国王本人，经济的恶化、失业的增加、粮食的匮乏，无疑与政府的以权谋私或渎职行为有重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