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中空前规模的群众参与政治的现象，构成了大革命后法国左翼民主势力异常强盛的传统根源，但它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给大革命后的法国政治注入较多的非理性因素，使政治往往更易于为人们的感情而不是理智所左右。
比如，人们对大革命时代政治象征物的感情，往往就能够有力地影响大革命后政治演变的进程。法国人民在1814年抛弃了拿破仑，是因为他无休无止的穷兵黩武使法兰西民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当波旁王朝的白旗在巴黎重新升起的时候，人们顷刻间便又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怒。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写道：
波旁王朝是坐“外国大篷车”返回巴黎的。盟国说他们只对皇帝作战，但随着王朝复辟，人们突然发现盟国真正的敌人不是皇帝而是大革命。路易十八返回法国并主持国事，这件事在法国产生了奇异的反响，它使整个国家瞬息之间倒向了三色旗一边。人们立即忘却了帝国的苦难而只怀念它的光荣。人们怀着同样的热情对待三色帽徽和荣誉团的绶带，对待象征大革命的颜色和胜利的旗帜。整个革命的法兰西，同时也是爱国的法兰西，立即万人空巷地欢呼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9]
然而“三色旗的百日”只是第一帝国的回光返照，波旁王朝的复辟终于在1815年成为既定事实。路易十八尽管不乏政治理智，但他终究仍坚持用白旗取代三色旗，因而也就不能不深深地刺伤仍佩戴着三色徽的法国人的感情。复辟王朝的统治于是不可能稳定而持久。当路易十八的继位者查理十世把反动步步推向极端的时候，人们对“白旗”及“百合花”徽记的容忍也随之趋于极限。1830年7月27日晚，推翻复辟王朝的人民起义——“光荣的三天”——终于爆发，巴黎圣母院高高的塔顶上又骄傲地飘扬起大革命的旗帜。这场起义的成果虽然被奥尔良公爵窃取，但他毕竟已只能靠挥舞三色旗来登上王位。实际上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的都是三色旗赋予他的象征意义。7月30日的《国民报》“新宣言”中的这段话，似乎并不是一时的神来之笔：
奥尔良公爵参加过热马普之战，奥尔良公爵在战火中高举过三色旗。奥尔良公爵是唯一能够再次高举三色旗的人。
而且，这篇“新宣言”还在最后意味深长地写道：“他将从法国人民手里接过王冠。”[10]政治家们显然已深深地意识到，在法国要成功地推行任何政治图谋，都不能不考虑到民众的政治意志，不能不利用民众的政治感情。
直到19世纪末，人们对三色旗和白旗的对立情感似乎仍在深深地影响着共和制的确立进程。1873年，君主派运动因保王党人麦克马洪当选总统而一度甚嚣尘上，尚博尔伯爵以“亨利五世”的称号在法国重建君主制几乎已成定局。然而这位“亨利五世”昏聩而顽固，拒不接受较为明智的巴黎伯爵的劝告，非要重新打出“亨利四世的白旗”不可，结果导致了君主派势力的分裂（明白人谁愿去为他殉葬），使一场眼看就要成为现实的复辟梦旋又化为泡影。梯也尔有感于尚博尔伯爵的冥顽不化给共和派带来的巨大好处，曾讽刺地称他为“法国的华盛顿”。教皇庇护九世则为此而痛心疾首，仰天长叹：“只是为了那么一块破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