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康有为在“进呈法兰西革命记序”中描述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国中，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凄恻千古，痛感全球。自是万国惊心，君民交战，革命之祸，遍及全欧，波及大地矣。……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盖自法肇始之也。”“臣窃观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迹其乱祸，虽无道已甚，而时事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盖大地万千年之政变，未有巨宏若兹者。”有鉴于此，康有为向光绪告诫道：“且夫寡不敌众，私不敌公，人理之公则也，安有以一人而能敌亿兆国民者哉！则莫若立行朝断，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如英之威廉第三后诸主然。明定宪法，君民各得其分，则路易十六必有泰山磐石之安，聃彭之寿，尧舜之誉，生死哀荣，国家长久，天下后世，师之慕之。”（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308～310页）
[5] 转引自章开沅：《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见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67页。
[6] 转引自金重远：“民报和康有为有关法国革命的争论”，见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7页。
[7] 转引自章开沅：“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见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71页。
[8] “从1903年起，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这三个未来的著名革命家，在广州组成‘群智社’，目的在购置和研讨外国名著的译本；其中卢梭著作阅读人次名列前矛”；并有各种各样的卢梭民约论译本大量刊行、广为流传。——参见[法]玛丽安·巴斯蒂：“辛亥革命前卢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见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58～61页。
[9] 卢梭因其独特的反文明的观点，在法国启蒙运动中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但在他去世（1778年）后的十多年里，随着大革命的临近，他的声望却迅速上升，并最终压倒了启蒙运动主流派而成为法国革命者的精神导师。
[10] 参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652～653页。
[11] 转引自章开沅：《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71页。
[12] 转引自章开沅：《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72～73页。
[13] 参见[法]玛丽安·巴斯蒂：“辛亥革命前卢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55页。
[14] 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序言，是卷上册，第2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