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对卢梭及其《民约论》的崇仰之情，则充斥在他写下的这样一些在当时流传甚广的文字中：“法国之人，……闻了卢梭这一篇言语，如梦初醒，遂与国王争了起来。……一连革了七、八次命，前后数十年，终把那害民的国王贵族，除得干干净净，建设共和政府。……从前种种虐民的弊政，一点没有；利民的善策，件件做到。这法兰西的人民，好不自由快乐吗。”（《猛回头》）在《狮子吼》中，他又写道：“当初法国暴君专制、贵族弄权，那情形和我现在中国差不远。……（卢梭）做了这一本《民约论》，不及数十年，法国遂连革了几次命，终成了一个民主国，都是受这《民约论》的赐哩。”[11]
如果说邹容和陈天华是中国卢梭式革命最早的宣扬者，那么将这种革命在中国付诸实施的第一人便是孙中山了。同盟会从成立之日起便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宣布它要进行的革命不只是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同时还要本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来为人民变革“国体民生”。1905年，同盟会的喉舌《民报》在创刊号上即采用卢梭画像作为封面内页的插图，并誉之为“世界之第一民权主义大家”。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宋教仁声称：“吾愿此身为卢梭、福禄特尔”；冯懋隆在读过《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之后改名冯自由，并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12]，说明中国第一代革命家都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而且主要都是卢梭的信徒。诚如巴斯蒂所言：“卢梭的政治思想尽管姗姗来迟，但它似乎在青年一代爱国知识分子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和赞赏者”，《民约论》实际上成了他们干革命的“福音书”[13]。这一情况无疑至为重要，它说明中国革命是深得法国大革命的真传的：因为卢梭的《民约论》当初就是法国革命者的“圣经”。整个20世纪的中国革命，无论其实际进程呈现着多么独特的外观，其精神实质却总也和法国大革命相去不远，根源大概就在这里。
面对清末中国革命崇拜心态的兴起，清朝廷臣端方曾在一个奏折中这样抱怨：“一二不逞之徒……恣其鼓簧，思以渎皇室之尊严，偿叛逆之异志。加以多数少年，识短气盛，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事业，误认今世之文明，谓皆由革命而来，不审利害，唯尚感情。故一闻逆党煽动之言，忽中毒而不觉，一倡百和，如饮狂泉。”[14]端方既能看出“感情”因素在这个事变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说明他尽管反动，却也不乏政治敏感。当时中国革命者的态度的确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这导致他们并不大重视实际或对实际国情缺乏深刻了解。而其所以如此，极重人类情感的卢梭学说对当时中国的巨大影响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1] 这些渠道主要有1792年9至10月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访华和来华的法国及欧洲各国商人、传教士等。
[2] 参见孙隆基：“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和1911”（上），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4年4月号，总第22期，第25～26页。
[3] 在其于1990年修订出版的《法国志略》中，王韬奉米拉波为“名贤”，说他“迨列议会，辩驳诸弊，以厘正为己任，后以众论过于激烈欲矫其弊，稍敛锋芒”；对吉伦特派，他则评之为“少壮不经人事，竟倡共和说”；对雅各宾派诸领袖，他似乎更少好感，如斥马拉“专快报复”，丹东“残暴阴谋作乱”，罗伯斯庇尔“跋扈”。（参见沈坚：“中国近代思想家眼中的法国大革命形象”，见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