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20世纪，就是从对法国革命的大力张扬开始的。1901年，《国民报》第一、二期即连续发表文章宣传法国大革命，并公开鼓吹在中国推行法国式的革命，而其他进步报刊立即纷纷效法，中国舆论界刮起强劲的“法国风”。此风在湖南省刮得尤其凶猛，如1903年出版的《新湖南杂志》登出了这样歌颂法国的文字：“法兰西者，民约论之出生地也，自由权之演武场也，其行也，以暴动而已矣”，“馘独夫民贼之首，以徇于巴黎市，举国之人莫不为之拊髀雀跃，而呼自由万岁也。三逐其君，十四更其宪法，糜肉流血，如沸如羹，有地狱之悲焉，然卒为强国。不如是则法兰西仍为奴隶国，不足以成今日之法兰西也”。[6]这种宣传的结果，是湖南省的率先“革命化”——发生在醴陵、萍乡两地的被比附为“攻打巴士底狱”的民众暴动使该省一度赢得了“小法兰西”的雅号，而那里的革命志士也公开表示，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个“法兰西”——一个“亚洲的法兰西”，有人还以这样的诗句来表达他对革命法国的崇拜之情：“得听雄鸡三唱晓，我侬身在法兰西！”[7]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革命派如此推崇革命的法国，与卢梭政治哲学在中国的传扬有重大关系。据法国汉学家玛丽安·巴斯蒂的研究，向中国公众介绍卢梭政治学说的第一人是梁启超：1901年11月21日至12月21日，他在《清议报》（一份以康有为为首的戊戌维新后的中国政治流亡者在日本横滨编印的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卢梭的论文，然后又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的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上以《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为题刊载了同一篇文章。尽管在此之前《新民丛报》已介绍过培根、笛卡尔、达尔文、孟德斯鸠、希腊思想、政治经济学、进化论和科学等，在此之后又介绍过亚里士多德、康德、圣西门、布伦支里、约翰·斯图亚特·弥尔等，但有关研究显示，所有这些学说都远不如卢梭学说的影响大：不仅阅读和讨论卢梭的人数量最多，而且在当时报刊上写时政文章的作者们还多采用“卢骚之徒”、“卢梭魂”、“亚卢”（意为亚洲卢梭）、“平等阁主人”、“竞平”、“人权”、“民友”之类笔名，足见卢梭学说之深得人心。[8]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偏爱卢梭的舆情和大革命前夕的法国非常相似。[9]
在中国的早期卢梭信徒中，邹容和陈天华当是最负盛名的两位。以《革命军》（1903）一书而名扬天下的邹容似乎并不大了解法国大革命，因为他在其书中只提到1870年的法国革命，并不加分别地将其同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75年的美国独立革命扯在一起，统统誉为“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他似乎也没有注意到卢梭和孟德斯鸠在政治思想上的重大差异，因为他同时以能够读到《民约论》和《万法精理》的译文为中国人之大幸。然而，邹容心目中“最优”的革命显然还是他当时还搞不大明白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因为他明确主张革命的目标应该是“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福”，是“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而对这些带有极端意味的观念的倡导几乎只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独有的特征；邹容心目中“最优”的启蒙哲人显然也还是卢梭，因为他始终将卢梭作为法国启蒙哲人最杰出的代表，将他置于首要位置，大呼“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而且他在《革命军》第三章中宣传天赋人权的那些文字，如“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等等，也带有显著的卢梭韵味。[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