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西传的中华文化曾对法国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冲击，那么19世纪随西学一起传入中国的法国革命文化是否也影响过中国的历史进程呢？
从历史记载来看，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消息虽然很快就通过一系列渠道[1]传到了乾隆末年的中国，但只是在整整一百年之后的19世纪末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成熟，法国革命才开始为中国先进人士所瞩目。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连在一起看，而且总以为中国革命是“以俄为师”的。可是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却熟知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即在差不多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学界讨论最多的外国革命事件，一直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俄国十月革命或其他任何一场革命。这个事实也许还暗示了另外一个事实的存在，这就是：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一部几乎始终贯穿着革命的话语和实践的、标准的革命史，可能都与法国革命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这一情况其实也不难理解：对于20世纪的史学界来说，俄国革命多半还只能算是某种时事，尘埃尚未落定，不便认真追询其历史的底蕴，更何况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俄国革命也只是法国革命的某种精神产儿，两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显然不可同日而语。[2]
由于相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关于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间的实际关系，眼下我们能够断言的委实不多。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已经有理由确认，那就是在整个20世纪中国盛行不衰且影响深远的一种世俗化的宗教信仰——革命崇拜，亦即某种视激进革命为解决一切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唯一有效手段的思维定势，基本上就是在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培育和激励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件事情的具体过程。
我们知道，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关注在戊戌变法（1898年）之前就开始了。当时最值得注意的是三个著名人物——王韬、康有为和谭嗣同——对法国大革命的议论。前两人的态度其实大同小异：王韬仅肯定君主立宪派，对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则大加贬斥[3]；康有为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惨祸，虽然它开启的是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性的立宪民主潮流，但最好还是采取英国式的改良来顺应之以避免卷入法国式的革命旋涡[4]。应当说，王、康二人实际上都没有全盘否定来自法国的那套革命文化，因为他们只是抛弃了大革命的激进方式，而认可或选择了这场革命所倡扬的立宪民主精神。谭嗣同的态度则和王、康迥异——他衷心赞赏法国大革命的暴烈与激进：“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非但如此，他还认定唯有这样的革命才能救中国：在给老师的一封信中，谭嗣同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5]在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界，谭嗣同的声音无疑是孤独的、微弱的，然而这个声音却深得法国革命文化之精髓，而且注定将有一番了不起的前途。
随着戊戌维新失败、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签订等事件的发生，进步知识界日益清楚地看到：清廷的腐朽已不可救药，当下非举革命以推翻之不能救中国。于是人们开始大造革命舆论，作为“革命之母”的法国革命自然开始备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