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也许是罗伯斯庇尔是这个三位一体的口号的始作俑者——1790年10月5日，他在制宪议会里就组建国民自卫军问题发表演说，建议国民自卫军战士胸前应佩戴写有“自由平等博爱”和“法兰西人民”字样的徽记，并建议在引领其队伍前进的三色国旗上也写上同样的字样，只是这一建议并没有为议会所采纳。（参见陈崇武：“论‘自由、平等、博爱’”，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79页）
[3] MonaOzouf，《Fraternité》，inFran?oisFuretetMonaOzouf，ed.，DictionnairecritiquedelaRévolutionfran?aise，Flammarion，Paris，1988，pp.731-732.
[4]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马胜利、高毅、王庭荣译，张芝联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05页。
[5] 参见拙文：“现代文明的东方因素泛论”，载刘海平主编：《文明对话：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中国哈佛—燕京学者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6] [以]艾森斯塔特：《迈向而十一世纪的轴心》，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2月号，第4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7] 转引自孟华：“1740年前的法国对儒家思想的接受”，载《学人》第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第320页。
[8] 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8页。
[9] 参阅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0] 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94页。
[11] 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98页。
[12] 参见孟华：“1740年前的法国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学人》第四辑，第321页。
[13] 参见[法]伏尔泰：《论风俗》上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19页。
[14] 参见[法]伏尔泰：《论风俗》上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19页。
[15] 关于孟德斯鸠和卢梭对中华文明的批判，可参阅《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年）和《论科学和艺术》（商务印书馆，1997年）等书的有关章节。孟卢两氏的这些言论还曾遭到伏尔泰的愤怒批驳，而德国学者利奇温也认为孟卢的意见是不公正的，反映出他们对东方精神缺乏深入的了解（参见[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85页）。但在我们看来，孟卢对中国的批评其实还是相当客观和准确的，尽管这些批评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某种直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