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按照法国文学批评家居斯塔夫·朗松的看法，中国儒学之所以在18世纪法国广受欢迎，主要是其道德观迎合了当时法国人的精神需要——那是一种既非宗教教条强加于人、又非由超验原则演绎而成的道德观，它与客观实际、现实生活相连，能让一般人较容易做到；此外，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是和儒家道德原则结为一体的，这种政治与道德的统一，也为对现实不满的法国人提供了一种榜样。[12]换言之，中国的儒学和政治体制之所以受法国启蒙哲人青睐，是因为它富含了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学。在伏尔泰看来，这种伦理学“跟爱比克泰德（古罗马的一位斯多噶派哲学家——引者）的伦理学一样纯粹，一样严格，同时也一样合乎人情”。[13]伏尔泰还看到，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14]这样，伏尔泰就又从孔子的学说中读出了“博爱”的韵味，这对法国启蒙运动中独树一帜的“博爱”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无疑也是有促进意义的，虽然这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在大革命时代还未曾产生引人注目的影响。
当然，伏尔泰和魁奈等启蒙学者所了解的儒家文化并非真正的儒家文化，至少不是儒学的全部。事实上儒家文化在他们那里，很大程度上是被不切实际地理想化了的。此外，也并不是所有的启蒙哲学都像他们那样迷恋中国，比如孟德斯鸠和卢梭就曾毫不客气地批判过中华文明的某些方面（主要是政府的专制和人民的奴性），而且相形之下，他们的看法要显得更客观、准确一些。[15]然而，如果就此认为西传的中华文明对于法国启蒙运动毫无积极意义，却也有失公允。实际上伏尔泰等人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即使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也显然产生过某种“郢书燕说”式的积极效果——它使得儒学当中一些本来比较含糊、隐晦，而且在实践中又长期被扭曲、遮蔽了的普世价值，破天荒头一遭被明晰化、被提升、被萃取了出来，并作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参照物，有力地推动了西欧人锻造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此外还有一个积极效果也不应被忽视，那就是儒学中内含的“自由”、“平等”精神的被发现，似乎也极大地鼓舞过法国的启蒙学者：试想，那群正东奔西突上下求索、要把自由平等一类信条确立为万世不易的普世价值的法国人，忽然发现中国人这个东方的代表性民族一直就在“奉行”这类信条，这时他们感受到的该是何等强烈的兴奋！法国启蒙运动之所以有那样的声势、那样的成就，应该说多少和这一情况有一定的关联，而中华文明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文化特性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容抹杀了——尽管这种影响的大小、深浅，还是一个有待于探讨的史学课题。
另一方面，熟悉18世纪法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最终成为法国革命者的主要精神导师的并非以伏尔泰为首的法国启蒙运动主流派，而是处处跟伏尔泰他们唱反调、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者的卢梭（法国大革命刻意追求“平等”的特色很大程度上即源于卢梭学说的平等主义特质）。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卢梭此人是不赞赏中华文明的，那么卢梭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和中华文明之间还能有什么瓜葛吗？对此，我们的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尽管卢梭和伏尔泰之间歧见重重，但由于他们论说的都是现代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或者说他们各有侧重地张扬了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他们之间的分歧说到底都还是启蒙阵营内部的分歧，故而他们在革命法国的影响无论怎样消长，也都无法割断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乃至中华文明之间的精神联结。
[1] [法]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王允道译，肖厚德校，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年，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