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其实也不只是法国人，许多德国人如莱布尼茨、歌德等也一样）会如此钟情于中国文化？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能提供许多他们在西方文化资源中找不到的重大思想素材。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我国中西文化交流史专家沈福伟就深信这一点，而他的这些看法也是合乎实际的：由于启蒙运动者捍卫天赋人权，提倡智慧与教育，与主宰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基督教宗教神学处于对立的地位，而起源于本土的古希腊文化的悟性统治世界说也和宗教家对神意的信仰一样，同样无法将理性和自然很好地协调起来，结果启蒙运动者只好向非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寻求合乎理性法则的思想材料，于是“中国这个远处东方，具有和欧洲完全不同气质的辉煌文明的大国，经过耶稣会士的介绍，便成为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中国古代哲学，孔子的儒家学说以‘天’为自然法则的代表，和宋儒理学以‘道’这一理性为基本原则，认之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提倡教育的思想，成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倡导理性主义的基本来源。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特别是清初康熙年间的安定和繁荣的社会景象，通过耶稣会士的报导，更是主张开明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反对王权扩张所追求的社会楷模。中国优秀的文化在启蒙运动澎湃展开的时代，曾给予莱布尼茨的古典思辨哲学、伏尔泰的自然神教和魁奈、杜尔哥的重农派学说以丰富的养料，催促了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8]不过从本文的主旨出发，我们还必须特别强调中国文化（主要是在其中占主流地位的儒家学说）对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启蒙运动核心原则的确立所提供的助力。事实表明，如果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启迪，法国启蒙运动对自由与平等两大原则的倡扬在力度上无疑要大打折扣。比如启蒙旗手伏尔泰，他实际上就是为了论证自由原则的普世性而迷上中国文化的。这位睥睨一切传统权威的批判家，对于中国的传统权威孔子却非但不敢小觑，反而推崇至极。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拜堂里朝夕膜拜，并常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武器，抨击欧洲基督教的一神教专制。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道，大家相安无事，政府只管社会风化，从不规定国民的宗教信仰。他因此盛赞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显然，伏尔泰推崇中国的儒学文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种他在当时欧陆现实中难得见到的“自由”精神（其具体表现就是宗教宽容）。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魁奈则是另一位有名的中国迷。他几乎言必称孔子，对奉行儒学的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颂扬备至，认为中国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楷模。他于1767年发表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由此为自己赢得了“欧洲孔夫子”的雅号。重农学派为何推崇中国儒学？关于这个问题，最近上海学者谈敏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只是他的重点是研究儒家思想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强调了儒学对法国重农学派理论的滋养，并由法国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学说的关联，论证了儒学对整个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奠基意义。[9]这的确是中华文明对整个欧洲启蒙运动（包括别具一格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如果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那么更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有关看法。托克维尔认为，重农学派之所以推崇儒学，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他们所特别珍视的“平等”价值。在托克维尔看来，重农学派的著作最能体现法国大革命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因为“他们不仅憎恨某些特权，分等级也令他们厌恶：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10]由于这种平等在四周无法找到，他们便把眼光投向了遥远的中国，结果发现那里早已有了这样的东西，表现在：中国的“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