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文化的这种极端强调“平等”的精神，缘何而来？这当然不是一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牵涉到众多深深浅浅的因素。但无论怎样，有一个因素是我们始终无法绕过去的，那就是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
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勒鲁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题为《论平等》，其开篇第一句话便是：“法国革命把政治恰当地归结为三个神圣的词：自由、平等、博爱。”[1]大概就是由此开始，人们习惯地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个三位一体的口号认作法国大革命的旗帜。然而这和历史的真实是有相当出入的。实际情况是，法国革命时代的革命者们经常挂在口头的，只有自由和平等这两个词，而且也常常把两者连在一起说，但对于博爱，则不仅言者无多，而且也很少有人把它和自由平等连在一起说过。[2]《人权宣言》就只谈自由平等而只字不提博爱。1791年宪法的一个关于民族节日的附加条款中倒是出现过博爱一词，但那只是被当作那些民族节日要达到的一个公民教育的远期目标，而绝非一种要求立即实现的诉求。后来的1793年宪法又把它忽略了，1830年的宪章也没有提到它，只是在1848年革命产生的一部宪法里才正式出现了“自由平等博爱”这种三位一体的提法。何以如此？法国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解释说，那是因为自由平等两者和博爱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两类东西：“自由平等是权利，而博爱是一种道德义务”。[3]其实，博爱也不仅仅只是道德义务，其中多少也含有一些企图搞“阶级调和”的政治意味。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诞生之日（1792年9月21日）吉伦特派活动家、临时政府内务部长罗兰突然在一份行政通令中提议：“请在宣布共和之际同时宣布博爱，因为两者是一回事”[4]（此举与后世“自由平等博爱”这个三位一体口号的形成显有重大干系），就别有深意：他们是希望就此停止革命，即防止革命的进一步激进化，防止前不久刚发生过的“九月屠杀”那样的恐怖事件重演。因此，罗兰的这一动议，实际上是法国式自由主义思潮的初显，只是在那个异常激进的革命氛围下，“人皆兄弟”实在可望而不可得。
所以真正写在法国大革命旗帜上的其实只有两个词：自由和平等。而人们知道，这两个词也正是法国启蒙运动最核心的两个信条：法国启蒙哲人在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中的所有言说，归根到底都是以这两个信条为立论基础的，或者说都是以论证和宣扬这两个信条的正当性和普世性为宗旨的。实际上，整个现代文明或曰“现代性”，都是在这两个信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5]
现在的问题是：法国启蒙运动所张扬的自由与平等这两个信条，是否仅仅只有欧洲本土文化的思想资源？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近乎绝对肯定的，如著名西方学者艾森斯塔特，当他确定无疑地断言“现代性，即现代文化和政治方案，是在伟大轴心文明之一——基督教欧洲文明内部发展起来的”[6]时候，流露出的就是这样一种超验的文化自负。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