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葡月25日法令一样，雾月22日法令在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反应仍然令人瞠目。据当时的新闻媒介报道，巴黎的民众一连好几天都在跳着“卡马尼奥拉”舞庆祝这一事件。雾月23日（11月13日）的《共和国邮报》称：“还从未见过这么快乐的小规模庆典。这种庆祝活动不曾受到任何官方的指使或影响。曾长久地卷入野蛮暴行的人民，似乎又恢复了他们快乐、人道和善良的天性。”
随着雅各宾俱乐部的被封闭，加入该俱乐部的外省各民众社团也顷刻覆亡了。不仅如此，一些并未加入雅各宾俱乐部、但有着类似政治倾向的民众社团（如哥德利埃俱乐部），也同时受到了这股反动狂潮的冲击。特别是由忿激派和埃贝尔派幸存分子组成的选举俱乐部，由于它在雅各宾俱乐部垮台后实际上充当了巴黎人民运动的新领导中心，很快成为热月反动分子的重点打击对象。雾月30日（11月20日）的《爱国与文学年鉴报》在报道了政府对巴黎各民众社团的监视和镇压行动后，明确宣布：“已经提上日程的各种治安措施，不仅是为了对付雅各宾俱乐部，同时也是为了对付一切与雅各宾派联合的民众社团，尤其是为了对付选举俱乐部的。”据同一天的《晚间信使报》报道，治安委员会于雾月29日下令封存选举俱乐部的文件，中止它的会议，理由是该俱乐部同雅各宾俱乐部“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忧烦，两者在感情上息息相通”。其实，选举俱乐部同雅各宾俱乐部之间的派性成见也是很深的，为此前者甚至在舆论上充当过热月反动派镇压后者的帮凶。然而唇亡齿寒，在雅各宾俱乐部被解散之后，选举俱乐部仅在它所在的博物馆区苟安了一个多星期，便被人驱逐了出去，很快就在共和三年霜月初（1794年11月底）完全销声匿迹。而选举俱乐部垮台的直接后果，便是巴黎各区右转进程的加速。从葡月底起，“金色青年”就已经开始干预各区的区民会议，攻击各区的革命委员会，并夺取各区的领导权。到霜月10日（11月30日），原先由雅各宾派控制的巴黎各区绝大部分都落到了反动分子手里，由此开始了对各区无套裤汉活动分子的残酷迫害。这一事态发展严重削弱了巴黎的人民革命力量，尽管巴黎无套裤汉在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又发动了两次起义，企图重整旗鼓，但终因力不从心而连遭失败，随之被彻底逐出大革命的政治舞台。
显而易见，雅各宾派的衰亡对于大革命的下降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而雅各宾派本身的萎靡不振、软弱无能，也是促成它迅速败落的一个重要动因。至于这个动因的构成，最主要的无非是这样两个因素：雅各宾派同无套裤汉关系的破裂和雅各宾派本身没能组成真正的政党。正如我们在前边提到过的，这两个因素中无论哪一个，又都与“公开性”或“反党派政治”的社会心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大谈“所有的党派都是罪恶的”时候，在打着“肃清乱党”的旗号镇压忿激派、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时候，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也是出于对“党派政治”的强烈反感，因为他们自己就从未有过建党的意识。尽管雅各宾派通过建立起全国性的组织网，在共和二年的革命中起过“类似政党”的支柱性作用，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组织纪律和相对稳定的领导机构，这个政治派别并未就此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至多只不过是它的一个雏形而已。罗伯斯庇尔反对称“雅各宾派”，坚持称俱乐部性质的“宪法之友社”，实际上也是力图通过强调该团体的松散性来避“结党”之嫌。1792年5月的一期《巴黎革命报》曾就此发表评论，指出：在“雅各宾派”这个称号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