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热月政变的成功，以及此后雅各宾派决定性地走向衰亡的时候，人们一般都只是把原因归结于战争形势的好转导致的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联盟关系的破裂，甚或归结于雅各宾派的主要领袖之间的不团结和自相伐绝，以及无套裤汉活动分子大批应征入伍离开了首都等客观因素。“公开性”或“反党派政治”的心态因素对雅各宾派和人民运动产生的消极影响则很少受到重视。
我们知道，热月时期愈演愈烈的镇压人民运动的反动进程，如果不是从1793年9月忿激派的被镇压开始的话，也应当始自共和二年芽月——索布尔就认为，埃贝尔派在芽月的垮台，拉开了热月反动的序幕。然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无论是对忿激派的镇压还是对埃贝尔派的镇压，尽管都严重地损害了无套裤汉对革命政府的感情，却终究都没有激起无套裤汉的强烈反抗。这里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但革命政府在采取这些镇压行动时所打的“肃清乱党”的旗号，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既然社会上盛行着“反党派政治”的群体心态，既然政治倾向最激进的无套裤汉对于“公开性”的追求也最为强烈，那么，要想让无套裤汉在消灭这些深受他们喜爱的政治派别时至少保持沉默，除了把这些派别打成“乱党”之外，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做法吗？
同样的因素显然还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热月政变为什么会顺利成功：很难想象，当热月党人散布的“罗伯斯庇尔派”阴谋复辟王政的谣言在巴黎各区不胫而走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得罪了人民群众的雅各宾派还有什么可能组织任何真正的反击。
热月政变之后，雅各宾俱乐部虽然没有马上被封闭，但这个曾在大革命中充当过先锋队的革命团体却再也未能重振当年的雄风，而是在滚滚如潮的反动势力面前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没落。在这个过程中，雅各宾派本身和人民群众对“公开性”原则的迷信或迷恋，似乎起了不小的消极作用。
共和三年葡月23日（1794年10月16日）《民众社团治安法》的通过，及其在雅各宾派和人民大众中引起的反响，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本来，雅各宾派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它在巴黎的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分部之间的通讯联系和联合行动，而且雅各宾派对此一直就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共和二年贝尔维尔民众协会的一份通报曾经指出：为了战胜反革命和反法联盟，“全国所有的公民都要集合在革命社团里，这些社团之间要相互联系，还要有一个中央社团或总社”。吉伦特派曾十分反感雅各宾派的全国联络网，主张“切断民众社团之间联系的线路”。对此，兵工厂区的一个代表团曾在国民公会驳斥道：“还是让这些有益的线路继续存在下去为好。正是这些线路将把边远地区的各个部分同中心地区联结起来，只有它们将能确保未来体制的牢固性。”索布尔也曾指出：由联合和通讯联络结合在一起的这张社团之网，构成了一个政治派别的骨架，使雅各宾派在共和二年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起到了类似政党的支柱性作用；巴黎的雅各宾总部正是通过这种联合和通信联络集中并指导群众的革命力量，使之提高了效能。[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