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期待着未来的革命，但未来的革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也许不少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相当乐观。他们似乎认为，既然革命并非动乱，而是启蒙运动的积极成果，是在理性的指引下进行的，那么它就将是一个平稳、一帆风顺的过程，其间没有暴风骤雨、惊涛骇浪，没有尔虞我诈、阴谋诡计，更没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有的只是至虔至诚的理性崇拜，轻言慢语的问题讨论，温文尔雅的你谦我让，和公意达成、革命成功时的万众欢腾、普天同庆……总之，那将是一个理性的阳光普照大地的时代，一个祥和、升平的世界。
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革命”在当时许多开明作家笔下会被涂以“仁爱”的色彩。就未来的法国大革命而言，它就曾被设想为“将不是通过武器的力量、强制和暴力，而是通过普遍的信心、根据全国所有等级的一致意愿来进行的”，被设想为一场“最彻底”同时又是“最有益”的革命。有人还这样鼓吹：未来的大革命作为启蒙运动的结果，也以“17、18世纪在精神领域发生的革命”为渊源；而这场17、18世纪的革命乃是“讲礼貌、重知识”的现代欧洲之母，所以经过开明知识分子的准备，未来的大革命也将以仁爱的方式进行，它将通过公共讨论来普及和强化自己的原则。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人在当时对“革命”的看法都这样乐观。很明显，当卢梭说出“我们已临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谁能保证你那时候会怎样？”（《爱弥儿》）的时候，当马布利认为革命即使有可能被导向好的结局也仍然是一种“动乱”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流露出一种对于革命的形态和前途的深切焦虑。他们似乎隐约地感到，革命是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危机状态，有可能出现各种动**、危险和艰难困苦，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它意味着一个民族为摆脱奴役将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或者说一个民族要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必须作出坚韧不拔的努力。总之，革命绝不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游戏。
在大革命前的法国，最明确地表述过“革命”的这种“危机”特征的人，大概莫过于兰盖（Simon-Nicolas-HenriLinguet）——当时的一位报纸主编。他的《政治年鉴》（全名为《政治、民事和文学年鉴》）在大革命前曾经是最受人们欢迎的报纸，每期印数多达两万份，居当时全欧之冠。就在这家报纸上，兰盖向人们发出警告：即将到来的革命绝不像哲学家和行政改革者们所许诺的那样是一场“和平的转变”；其实任何革命都是一场“危机”，是决定一个患病的社会生死存亡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