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盖对卢斯塔洛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在这篇社论中，卢斯塔洛为了证明法兰西民族当时所受的专制压迫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曾用兰盖的语言对法国历史作了一个马布利式的简述。他说：“法国从未有过宪法……自建立君主制以来，我们一直交替地呻吟于封建专制和内阁专制之下。”尽管封建专制也违反自然法则，但比起“令人恶心至极”的内阁专制还显得稍好一些；至少领主不像掠夺成性的大臣，还会像喂牲口一样让农民吃上饭。可是黎世留破坏了领主专制，建立起内阁专制，结果国王、朝臣、僧侣、高等法院、各省总督、形形色色的行会和团体都成了专制统治的分享者，整个社会机体都为专制主义精神所浸染，专横霸道的风气肆虐天下，几至登峰造极。因此，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而法国大革命则是这个社会为战胜病魔而作的最后一次奋力拼搏，或者说是决定这个社会生死存亡的—场危机。按卢斯塔洛这篇社论的话来说，就是：“当所有的药剂都用过之后，就必须来一场危机，只有强健的体格才能扛住这种危机。”既然是一场危机，那它自然也是一个充满暴力和危险的可怕时刻，一个激动人心而又痛苦异常的时期。对于这一点，《巴黎革命报》似乎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意识到了：该报的头几期在指出历次革命事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这些事件的“恐怖”性加以强调。如：“这一天是令人生畏的、可怖的，它显示了被压迫的人民向压迫者的复仇”；“让我们把目光从这些令人痛苦的恐怖场面移开吧。但愿今后人们将铭记受害者们的善举。”该报还形象地把革命比作风暴，指出：“一个国家一旦发生了革命的风暴，该国原有的国民性就会消逝得无影无踪，最可爱、最温柔的人民很快就会变得极其凶残、极其野蛮……”
实际上，《巴黎革命报》所说的“革命”还远远不只是一场风暴。风暴总是短暂的，电闪雷鸣、雨骤风狂不大会儿就会复归平静。可惜革命已不再是这种转瞬即逝的事件，而是一个有自己内在时间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时间上的延续性，也就是说是一场为时相当长的风暴，或者说是为数相当多的风暴的一个总和，其危险性、破坏性之大也可想而知。用《巴黎革命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场革命之中，每天都会频频发生风暴和危险”，“每个行动日都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特征，……都有自己所由产生的一些动机，都有自己震慑民族敌人的一些可怖的场景”。可见，革命时代本身就是由一连串生死攸关的时刻构成的，每一天都会发生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殊死搏斗，每一天都必须在死亡和自由之间作出选择，每一天都是决定法国和人类命运的转折点！
这的确是一种充满危机感的革命观。当然，这种革命观不过是在1790年初提出来的，而且也可以说只是《巴黎革命报》的一家之言，然而，不论是从该报在大革命时代的广泛影响来看，还是从后来的革命年代里人们的一般言论来看，都可以认为这种革命观已经体现了法国革命者关于革命的基本看法。何况，后来的革命进程还以实实在在的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卢斯塔洛的预见。也许在大革命初期，人们不大有这种危机感，对革命的看法普遍比较乐观，总觉得胜券在握，信心十足。这方面话说得最天真的莫过于拉法耶特，在他看来，“人民一旦想要自由，他们就是自由的了。”可是，形势的发展很快就打消了这种盲目乐观。早在1789年夏，罗伯斯庇尔就开始怀疑：“我们会自由吗？我看这个问题还值得考虑。”米拉波后来也写道：“迦太基丝毫没有被摧毁。”1793年的严峻形势曾使救国委员会特派员让·邦·圣安德烈忧心忡忡。他在1793年3月26日致巴莱尔的信中指出：“现在经验证明，革命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或者将国家之舟驶入港口，或者与它同归于尽。”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巴贝夫等平民革命家日益觉醒，逐渐认识到不仅应当推翻专制压迫，而且应当推翻财产压迫，革命的意义由此发生了升华。如巴贝夫的《人民保民官报》第34期〔共和四年雾月15日（1795年11月6日）〕曾这样指出：“什么是一般的政治革命？尤其是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它是一场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公开的战争……当大多数人的生活极其艰难，再也无法忍受时，通常就要爆发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起义。”这里所说的“革命”，实际上已经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本义，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但是即使在这时，巴贝夫关于革命的基本特征的阐释仍活灵活现地运用着兰盖或卢斯塔洛的语言。请看发表在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人民保民官报》上的《平民宣言》的这段结束语：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所有的苦难都达到了极点，它们再也不能继续恶化了，只有通过彻底的动**才能改变！让一切都混同在一起！让各种成分都打乱、交叉、互相冲突！让一切都回到混沌状态，一个崭新的、再生的世界将在这混沌状态中诞生！
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危机。这场危机何时是头已不可预料（想想法国革命者给自己规定的那个空前绝后的艰巨任务吧），其最终结局更是不得而知。然而人们又不能不密切关注那可能达到的事关法国和人类命运的结局。人们承认偶然性将会在这里起重要作用，但弄好了就是“千年至福”，弄不好就是“世界末日”，这种兰盖式的宣传又将迫使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咬紧牙关拼死一搏。这也就是说，大革命时代法国人对革命的看法不仅带有启蒙思想家的积极眼光，而且也深深地刻有兰盖的印记。这种综合性的革命概念无疑也有自相矛盾的一面。如果说启蒙运动的革命观给法国革命者带来的主要是鼓舞的话，那么兰盖的革命观所带来的，则毋宁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深深的担忧和恐惧，而这种危机感又免不了将深深地影响革命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1] 美国芝加哥大学K.贝克教授的《论革命》一文（载C.卢卡斯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2卷），对“革命”的词义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演变作了精彩的阐发，展示了许多为我们所鲜知的材料，为笔者在此描述当时法国人那种充满危机感的革命观提供了便利。
[2] 转引自K.贝克：《论革命》，注3，见C.卢卡斯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2卷，第59页。
[3] 参见C.卢卡斯：《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2卷，第43页。
[4] 参见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第5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