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份革命报刊的形成，一个新型的“革命”概念也慢慢地被锻造了出来。人们看到，在这家报纸上，呈复数形态的、一次又一次接连发生的“革命”（Révolutions）先是变成带不定冠词的“一场革命”（unerévolution），然后又变成带定冠词的“刚刚进行的惊人的革命”（l'éonnanterévolutionquivientdes'opérer）；“这些革命”（cesrévolutions）变成了“这场在我国永垂史册的革命”（cetterévolution à jamaismemorabledanslesfastesdenotrehistoire）。不仅呈单数形态而且带敬重情调的大写的“法国大革命”（Révolutionfran?aise）这一专门术语也应运而生。这时的“革命”显然已不再是那种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和只能作为事后研究对象的变化了。革命在这里被看成了一个过程，它有了自己的内在时间，有了自己的内在动力和年表，而且可以“永垂史册”、流芳百世——总之，革命被积极化了。
然而，这时的“革命”概念，是否纯粹就是启蒙运动所讲的那种高度积极的“革命”概念的摹本呢？《巴黎革命报》在1790年1月发表的一篇社论表明，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这篇题为《大革命导论》（副标题为“1789年革命的锁钥”）的社论，极有可能出自当时一位名叫艾利塞·卢斯塔洛的新闻工作者的手笔。它系统地向读者阐述了该报业已形成的关于“1789年革命”的基本看法，在塑造革命时代法国人的政治心态方面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从一个方面来看，卢斯塔洛笔下的“革命”的确和启蒙学者所谈论的革命相去不远。“法国大革命”在这里被誉为一场使世界面貌改观的史无前例的事变，是对过去的激进的决裂，法兰西民族将通过它一举砸碎千百年来一直套在他们脖子上的专制锁链，成为世界上最先摆脱专制主义奴役的民族，并由此为其他受专制主义压迫的民族树立一个自由的样板，唤起他们向专制暴君奋力抗争，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显然，《巴黎革命报》的这篇社论运用着类似启蒙学者的语言，把法国革命描绘成了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事件。
然而这毕竟还只是该报关于“革命”的看法的一个方面，而且即使在这里，也已经暗含着一种截然不同于启蒙学者的关于“革命”的理解。也就是说，虽然该报在认为法国革命将促进人类社会进步这一点上与启蒙学者并无二致，但它在无形中所强调的另一点，即这场革命必须由一个备尝专制压迫之苦的民族来完成，却与启蒙学者对于“革命”的乐观态度格格不入。一般说来，在启蒙学者眼里，“革命”似乎是启蒙思想广泛传播所引起的自然结果，并不需要一个“备尝专制压迫之苦”的民族的存在作为其发生的必要先决条件，而且它的前途必然是光明的。可《巴黎革命报》的这篇社论却偏偏唱出了另一个调子，主张受专制压迫的“过度的痛苦”和“启蒙思想的传播”这两个条件，对于一场革命的发生都不可或缺。这种认为只有当专制压迫强化到使人们忍无可忍时才有可能发生革命的观点，则无异于是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出自“官逼民反”，因而是一种绝望而后挣扎求生的行为，至于能否“反”成，能否实现“否极泰来”，谁也不敢说有绝对把握。因此，在这层意义上，革命也就成了一种凶吉难卜的“赌博”，一种“孤注一掷”或“背水一战”，整个民族、社会的盛衰存亡即在此一搏。可见，在《巴黎革命报》关于革命是备受专制压迫之苦的民族的抗争的观念中，潜藏着兰盖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