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陷，标志着法国终于跨入了革命的时代。
是日夜晚，当路易十六被告知这一事件时，他曾不安地随口问道：“这是一场叛乱吗？”拉罗什福科公爵利昂库尔的回答语味隽永：“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利昂库尔在这里说的“革命”显然仍具备旧革命概念的一切特征。它不同于“叛乱”，是因为它比“叛乱”更严重、更危险。因而“革命”一词在这里，倾注着王公贵族对“七·一四”事件的仇恨和恐惧。
然而，如上所述，“革命”一词在当时法国已不仅仅只有这个传统的定义。事实上，关于“革命”已经形成了好几种相互竞争的“话语”。随着巴士底狱的陷落，“革命”也开始从思想意识的范畴变成现实。而一旦脱离了思辨进入生活和历史的范畴，正如索布尔所指出的，“革命这个词便具有了新的意义”[4]。于是，我们便又回到了本章一开头就提出的那个问题：这个“新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对于作为这场革命的直接或间接参加者的当时法国大多数人来说，“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来看，革命时代的“革命”概念，实际上体现了前革命时代各种“革命”话语的一种变态的综合。这种综合的过程，极其清晰地反映在1789年开始发行的一家报纸——《巴黎革命报》上。
这家由普吕道姆主办的革命报纸，在大革命时代读者最众，影响极大。开始的时候，它对“革命”的认识似乎还带有显著的传统印记。它的名称——RévolutionsdeParis——用的是复数的“革命”一词；普吕道姆的初衷也不是想办一份报纸，该报的第一期原先只是一份以《巴黎的革命》为题的不曾标有“第一期”字样的小册子（出版于1789年7月18日），内容也只是对巴士底狱陷落前后一周内巴黎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作的综述，后来因销路看好，连续再版了数次之后，他才产生了把它变成定期刊物的念头。这说明在革命乍起时的普吕道姆的心目中，“革命”仍无非是给国家事务带来出乎意料的变化的一些突发事件而已。
决定办报后，普吕道姆在《巴黎革命报》第一期的第五版上通告读者，该报将在每周周一向人们提供前一周的事态演变的准确细节。这也就是说，普吕道姆及其同仁已经感到，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远未就此了结，它们还会继续下去，“革命”已由传统意义上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因而有无限期地加以跟踪报道的必要。这样出了几期之后，普吕道姆他们又感到仅对事件作逐日报道意犹未尽，于是又开辟了一些新的专栏，通过这些专栏一面对一系列事件作编年史式的记载，一面对这些事件作结构和意义上的分析。渐渐地，这些新栏目又从补充性的位置上升为报纸的主体内容，《巴黎革命报》也由此被赋予了一种编年史的结构，成了一份记述革命、鼓吹革命的革命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