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时的法国人也知道，要创造一个新民族，倒也不是除了先让每个人都穷得叮当响之外别无他途：看看新大陆上刚刚昂首挺立起来的美国人吧，这个民族毫无疑问是崭新的，可他们却并不那么穷。他们之所以显得“新”，显得与众不同，似乎是因为他们特别注重“平等”的缘故。法国人注意到，当时的美国虽然人人都是地产主，但人人的财产都差不多，既无大贫，也无大富，既不穷困潦倒，也不奢侈腐化，体现着一种中等富裕程度的、小康的“平等”。这个民族突出的实际上是史前新人的另一种特征，即平等。不同的只是史前新人的平等是人人都一无所有的平等，而美国人的平等则是人人都程度相似地有点什么的平等而已。这里应顺便指出，对于经过革命的美国人，法国革命派常常还是津津乐道的，但对于同样经过革命的英国人，法国人更多地则投以鄙夷的目光——他们讨厌英国人身上那股呛人的贵族味，从不以为英国人是什么“新人”，尽管他们在大革命前夕对英国人的“自由”多少有些羡慕，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自由”远远不够理想了。
现在的问题是：古希腊、罗马人和获得独立的美国人这两种类型的新民族，究竟有无可能成为法国人自我更新的参照模式？看来法国革命人士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过一番缜密思考的。然而，尽管人人都对这两种新民族充满艳羡之情，他们却都不约而同地否定了它们对于法兰西民族再生的榜样价值。究其原因，差异太大、国情不同自然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处处力求标新立异的心理，似乎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难道可以把现代法国人变成古代希腊人或罗马人吗？国民议会议员拉波·圣太田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他无可奈何地承认，每当他想从古代的制度风习中借鉴点什么的时候，他就感到“颓丧无力”，因为“这些古代民族以及他们的时代和我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差异，我们实不能如此好高骛远”。在他看来，古希腊、罗马的“天之骄子”是令人倾倒的，可惜法国人再也无法达到这个水平了。[2]
对于法兰西民族和古代人之间的差异，法国革命人士的看法远非完全一致，但他们毕竟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差异，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意向、一个鲜明的共识：必须抛开一切模式，走自己的路！这种不法古人、力争创新的民族再生意识，许许多多的法国革命人士都曾豪迈地表达过。如国民公会议员谢尼埃就曾指出：由于古代社会和当代法国社会在经验、财产和实证知识诸方面差异太大，欲按古代模式再造当代法国，无异于妄想把成人变成稚童；因而在实现法兰西民族再生的问题上，人们应该创造而不应该剽窃，应该勇于创新而不应该拘泥以往。[3]由此看来，法国革命者所崇尚的“古代”，与其说是历史上的古代，不如说是空想中的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