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正是由于三色徽掺入了太多的民众感情，这个本来属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般标志的象征物，甚至引起了部分资产阶级分子的敌视，在热月反动开始后首先受到了毁辱的就是它。据警察局报告，热月政变一个月之后，一些有产阶级的妇女在去剧院看戏时就开始无视法律规定，拒绝佩戴三色徽；当值勤的监督人员出面干预时，马上就有一些手执大棒的“金色青年”拥上前来为她们帮腔，甚至对监督人员施以暴力。到共和三年雨月，就有人在剧院里公然喊出“打倒三色徽”的口号。虽然男子必须佩戴三色徽的规定一直无人敢违反，但有关妇女的这一规定却渐渐废弛了，在共和三年期间还发生了多起妇女佩戴的三色徽被人扯去的事件；即使在男子方面，也出现了某些“金色青年”有意把三色徽戴在脑后以示轻蔑的情况——一份警察局报告气愤地说：“看来他们很快就要把它戴到屁股上去了。”
最后，我们还不应忽视“革命崇拜”中象征“人民”或“共和国”那种人像形式的圣物。这种圣物本是资产阶级精英为教化人民而创造出来的，且由于其趣味高雅、含义深奥，始终未能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理解和认同，但它本身的形态在革命上升时期所经历的演变，却清晰地反映着资产阶级精英对人民大众由漠视到重视的态度变化，从而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人民性来，而这种情况无疑也加强了“革命崇拜”的人民大众色彩。“玛丽安娜”和“海格力斯”的形象在革命象征体系中的浮沉升降，即有趣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刚宣布共和的时候，人们选用于国玺图案上的象征“共和国”的是一位自由女神。其原型是人们熟知的罗马自由神，人们把她看作为一位普通少女，用一种调侃的亲切口吻把她唤为“玛丽安娜”Marie-Anne。在1792年的国玺上她被表现为持长矛、倚束棒而立，头戴形状接近小红帽的弗里吉亚帽。这是自由女神在大革命中的一种中庸式的表现法，较激进的是1793年流行的袒胸前进、面目凶狠的自由女神形象，较保守的则是常见于18世纪90年代后期的那种自由女神：她们大都懒洋洋地坐着，表情呆滞而平静，通常不持长矛或不戴自由帽。
随着革命的深入，雅各宾派愈来愈需要人民的支持。1793年6月底，富歇在一次演说中热情讴歌巴黎人民，把他们喻作巨人海格力斯[6]；这个比喻启发了画家达维德的灵感，于是在他精心策划的1793年8月10日庆典中，在自由女神“玛丽安娜”的侧畔，出现了一个代表法兰西人民的“海格力斯”：他头戴小红帽，一手紧搂束棒，一手挥舞大棒猛击“联邦主义九头蛇”。国民公会主席向参加庆典的人们宣布：“法国人民！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正是你们自己那富有教益的象征形象。这位巨人强有力的手把各省重新联合起来，束作一捆，从而造就了法国的伟大与力量。他就是你们！”《巴黎革命报》发表社论欢呼：这是刻画得最好的“法国无套裤汉的形象”！三个月后，国民公会决定把海格力斯作为主题搬上国玺，以取代玛丽安娜。
